明清的度量衡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八章
吴慧
一、明代对度量衡的管理
明王朝新建，照例整顿了一下度量衡。其所采取的措施不外乎是由中央政府颁降标准器式于天下，定期校勘，禁止私造等，与过去各朝类同。明太朝洪武元年（1368年），令铸造铁斛斗，付户部收粮时较勘用，规定京城内由兵马司兼管市司，三天一次较勘街市斛斗秤尺，在外府州也由各城门兵马兼领市司。第二年下令凡斛斗秤尺由司农司依照中书省原降铁斗铁升，较定则样，制造发直隶府州；及转发各行省，依样制造，较勘相同发至所属府州。各府依法制造较勘，付与各州县仓库收支行用。这种作法可称为逐级颁样、校勘、仿制。牙行市铺之家所用的度量衡器须赴官印烙；乡村人民所用的斛斗秤尺与官降相同者，许令行使。洪武二十六年规定在京仓库等处，所用斛斗秤尺，由本部较勘，印烙发行。官器的制造，材料的支用，锤钩的铸造，由各部门分工负责，制成后交户部较勘收用。
宣宗宣德七年(1432年)，下令重铸铁斛，每仓发给一只，永为法则，较勘行使。英宗正统元十(1466年)，令各地府州县依照原降式样增造斛斗秤尺，较勘相同，官民通行，以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作为式样的标准器常在街市悬挂，听令比较。各重点府州县仓库(年收粮50万石，折收布绢10万匹以上者)，工部直接发给铁斛一张，铜、木尺各一把，需用量不小。宪宗成化时因新旧铁斛大小尚有不一之处，一再令工部依洪武年间式样重新铸造铁斛，令各地兑粮官员依式置造木斛送漕运衙门较勘，印烙使用，以为永久定规；铁斛上刻有监铸官员及工匠姓名，以示负责(成化五年、十年)。嘉靖时又几次命令新斛一定要按铁铸样斛制造。由于漕粮收放的数量很大，明政府特别注意对斛斗的管理，新斛的较勘火印烙记为必不可少之事，不但民间用器要加烙印记，官器也毫不例外。
明代对私造斛斗秤尺者依律问罪。两邻知而不告者，事发一体究问。后又规定如有私造斛秤通商作弊，各该管官员不觉察者也一体究罪。由于明中叶市斛已大于仓斛，官吏收用市斛，放用仓斛，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明令“查革，以后收入放出，俱以仓斛为准”。
明代在衡制方向有一新的动向是于杆秤戥子以外大用天平砝码。景泰二年(1451年)即令工部造等秤天平各四十副，颁给户部及在外收支衙门掌管使用，其所属单位也许依式制造应用。正德六年(1506年)又命如法制造好铜法子，一样32副，每副大小20个，刻上宝源局造字号，送部印封，发给各布政司、运司、南直隶府州，各依式样制造使用。嘉靖八年(1529年)奏准制天平砝一样7副，供内府收银使用，并如式铸造大小铜砝码，发给内外各衙门用。现存熹宗三年时的一套10两砝码，全套装在一个铜盒内（铜盒也用作砝码），有苏州府所属的长洲县与吴县二县共同检验和制造工匠姓名的刻文。这种集装式砝码始于明代。砝码之大者有重25两的(铜制)。
明代官府虽规定了严格的度量衡制度，但官僚地主商人任意增大度量衡器具的单位量值，大进小出，对农民进行剥削。明末安徽贵池地主收租用的斗每石高达220斤，放债用的斗每石只有90斤。
二、明代度量衡器的官定的单位量值
据明朱载堉《乐律全书·律学新说》记载，明代常用尺分营造尺、裁衣尺和量地尺三种。营造尺一尺长度与大明宝钞墨边外齐。据实测，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完好的明宝钞39张，其墨边平均长为31．9厘米。现存的嘉靖牙尺一种，长32厘米(故宫博物馆藏，王国维说其长当营造尺一尺微弱)。32厘米就是明营造尺之长。又，20世纪50年代山东梁山县宋金河支流中发现的明初沉没的兵船上，有骨尺一支，实沿长31．78厘米，也属明营造尺。(《图集》34页》
朱载堉认为：“今营造尺即唐大尺”，郎瑛《七修类稿》则说：“明官尺依布帛尺”，营造尺与唐宋尺制是有承袭关系，但长度略有加长。钱塘《律吕古谊》中说，“此即匠尺”；实际上营造尺在木工、刻工、车工、船工中广泛应用，亦有参差，但相差不大。
裁衣尺是朱氏提出的第二种明尺，据他说这种尺长与明宝钞纸边外齐。《明史．食货志》中也有宝钞“高一尺”之语。今实测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39张宝钞，其纸边平均高度为34·02厘米。朱载堉则说“营造尺之八寸．裁衣尺之七寸五分”，按此比例推算，裁衣尺的长度为：32厘米×8÷7．5=34．13厘米。确与钞高的长度极为接近，故裁衣尺亦称钞尺。上海塘湾明墓出土的明木尺长34．5厘米，当为裁衣尺的实物遗存。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牙尺一支长35．8厘米，裁衣尺增损讹替无常，其与标准的出入是比较大的。
朱氏提出的第三种尺，“曰铜尺，即量地尺，比裁衣尺短四寸”。其长应为32．64厘米。根据朱氏《律学新说》所云计算，合市尺应为0．9796尺。
朱氏又说“今工部收藏，币宝源局所铸量地铜尺，五尺为步”。即一步长163．25厘米，240步为亩，明亩亩积为：五尺平方乘240步乘0.9796尺之平方，再除以6000，结果是5757.7除以6000，等于0.9597市亩。但实际上按240步计算的标准亩并未能在全国普遍推行。各地有的以相当于240步的一倍半、三倍或至五倍的步数为亩的。州县编造黄册时，便用这些几亩折一亩的“大亩”来上报，由大亩来起税。因此填报的亩只是税地单位的数量，而非实地的耕地面积，其亩数是远远低于实际面积的。
其实明代的尺还不止这三种，另有一种自古相传的铜景表尺，其尺之长为24．525厘米，仍沿用南北朝起天文尺的长度，自成系统，至明代仍保持原状，以保证天文测量数值的一致性；这种情况到清代改用营造尺测影后才有变动。
明代的律尺趋长。冷谦用营业尺制律，其长更超过宋李照的律尺。真是欲律高而取其度短，欲律浊而取其度长了。
明代所颁的铁斛，据朱载堉在《律学新说》中所记：以宝源局量地铜尺实测，“斛口内方九寸，底内方一尺五寸，深一尺”。铁斛五斗的容积为1740立方寸。按量地铜尺长32．64厘米计算，明铁斛容积为51126．6毫升，每斗应合1022．5毫升，比今市斗略大。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成化兵子铜斗容9600毫升，比按记载推祘的容积约小6％(《图集》第100页)是不太准的斗。按标准器来说，明代的量器是沿元制而稍有加大。
明代的衡制则沿用元制中的小者(每斤重600克左右的)。据现存实物(《图集》第163—166页)可测知明一斤的实重(克数)。
长洲、吴县共同检验的集装式叁两铜砝码，总重109．3克，每两36．4克，每斤583．9克；
丹阳出土的肆两铜砝码，重145．5克，每两重36．4克，每斤重582克。
荥阳出土的25两铜砝码，重928．4克，每两重37．14克，每斤重594．2克；
万历戥子，砣重94．6克，每两重36．5克(第二纽)，每斤重584克；
万历戥子，砣重144．1克，每两重35．8克(第三纽)，每斤重572．8克。
五器斤重参差不齐，平均之，可得每斤克数为583．8。与元代元贞大都路所造铜权每斤重582．5克之数很接近；比元代南方银锭的平均斤重606．72克则小一些。而元代这个斤重正是承南宋末市秤一斤重600克而来的。由此可见，说明代一斤标准重量也为600克或近600克，其可能性不是绝对没有的。至于砝码重量不同程度地低于标准，可能与砝码使用日久铜轻有关；也有小权小秤制作难以精确的因素在内，如25两的大砝码斤重合594．2克，就与标准重量更为接近。
三、清初度量衡制度的整理与考订
清初度量衡器不整齐，市侩乘机奸诈百出，官司出纳也漫无准则。为此顺治时即着手进行整理：以度量衡的行政管理权属户部，由户部颁定标准器式，工部照式制成，铁斛存户部、仓场、总漕，木斛颁发各省（后来亦以铁斛发各省）；砝码也由部定，私自增减者罪之；定各关秤尺，量船称货，务使秤尺准足，不得任意轻重长短。康熙年间又有进一步的整理：颁定新砝码；议定新斛式；将面宽底窄的斗斛（明成化兵子铜斗即此式）改成方形的升和上窄下宽的小口五斗斛（贾似道遗制，容积加大）；并停用盛京的金石金斗关东斗（关东五斗相当于仓斛的十斗）。
康熙五十二年（1703年），这位通晓数学的大清皇帝，亲撰《数理精蕴》，制定了度量衡表，规定了尺长权重斛容，载入《会要》，颁行天下。饶有创意的是以金银铜铅作为测重的标准。如以赤金每立方寸重十六两八钱，白银每立方寸重九两，红铜每立方寸重七两五钱，黑铜每立方寸重九两九钱三分。此处的立方寸是按营造尺计祘的。康熙还曾亲自累黍布祘，以纵黍百粒之长制成营造尺，适与明营造尺等长。而升斗之大小、砝码之轻重，也都以营造尺的寸法定之。
康熙在亲撰的《律吕正义》中以累黍定黄钟之制。他验之今尺，纵累百粒得十寸之全，而横黍百粒适当八寸一分之限，“黄钟为九十横黍所累”，“七寸二分九厘即黄钟今尺之度”。横累百黍之尺称为“律尺”，纵累百黍之尺为“营造尺”。清营造尺（河工尺、部尺）长32厘米；律尺之长即为32厘米乘0.81，即25.92厘米；黄钟之长为律尺的九寸：25.92厘米乘0.9即23.328厘米乘0.9，即23.328厘米，或为营造尺的七寸二分九厘：32厘米乘0.729，即23.328厘米。康熙亲累的纵黍百粒长度（32厘米），长于北宋邓保信、李照纵黍百粒的长度（28.378和31.1厘米），同时他的横黍百粒的律尺长度（25.92厘米）则超过了北宋胡瑗阮逸的律尺（24.51厘米）。原因是康熙所用的该是臣下所进奉的黍之长而大者（优良品种）并且累得疏些，以便凑足和明营造尺一样的32厘米之数。这样一经御手亲累，就成铁定事实，别的尺子就都默然失色，悄然退场。正由于康熙律尺较长，他所制的黄钟声律就比古黄钟之律为低，比新莽的黄钟律要更低一些(新莽黄钟律相当于清之太簇)，而黄钟之龠容积则较大，其长而且大的秬黍一千二百粒，一龠就能容纳进去。但黍粒既大，一龠之黍的重量就不止半两(古之半两)，而要高出不少(据乾隆《律吕正义后编》：“律尺十斗二千龠之重当为五百三十一两四钱四分一厘，即每龠一千二百黍，重0.2655清两，合9.9克，而古黄钟一龠容黍重0.5古两，合7.8克)，因此从量起衡的办法就行不通，而只能以金属的比重来测定重量了。度量衡三者的统一体系虽然打破，但以金属比重法测重总是比容黍计重法进步。除此以外，康熙律尺只能存之礼部以备审乐，实际意义不大。
乾隆七年(1742年)，御制《律吕正义后编》，定权量表。权制，形圆，以黄铜方一寸重六两八钱，凡砝码之尺寸都列为表(取金属立方寸为衡制之准的重量名之曰“库平”)。量制，形方，斗方积三百十六寸，斛(五斗)方积一千五百八十寸，升斗斛面底高之尺寸都有规定，由工部以铁铸漕斛颁之各省(户部仓斛容积同)。九年(1744年)，仿造嘉量圆方各一，范铜涂金，列于殿延(乾清官、太和殿)，乾隆亲为之铭(满汉两种文字)。清嘉量是以律尺起量，因尺较新莽尺长，故斛量也大于二万毫升的新莽之斛，而达28164毫升(由《律吕正义后编》中所述算出)。这种不合于古的复制古黄钟的嘉量，也不切于实用；但由于将营造尺、清律尺、新莽尺三者时附于一器之上，有助于了解彼此间的关系，因此在中国度量衡中仍不失为一项珍贵史料。
清律尺、清嘉量的情况尽管如此，有实用价值的营造尺、斛斗、权衡，经康熙乾隆两代制定，总算有了具体的实施制度。
度器：经规定者仅直尺一项--营造尺；对民间通用的裁衣尺仍听其沿用，规定比例是营造尺一尺为裁衣尺九寸。
量器：各省征收漕粮及各仓收放米石，都按部颁铁斛式样制造木斛，较准备用。各州县制造木斛，所需木料应于春间晒干，然后成造，八月送粮道较验烙印。京道各仓木斛三年一制，呈明仓场烙印。所用斗斛每晚随仓封验，次早验封给发。经查验如与铁斛稍有赢缩，饬令随时修理。当时收兑粮米准用“洪斛”，每石较仓斛大二斗五升，这是按“正兑”加耗二五，加大斛的容积的。（光绪末始一律改用平斛）
衡器：分天平、砝码、戥、秤四种。砝码有百两、千两、一千六百两一副者；颁发时有正副各一套，正砝码用久铜轻，即以副砝码顶用，正砝码送部换铸，副砝码用久亦照此办理。“秤之最大称量：大秤百斤，小秤十至五十斤，小盘秤二至十六斤。戥之最大称量：大戥五十至百两，小戥十至三十两”。戥秤并由工部制造发给各公家机关。
州县所用的度量衡器由布政使甩依照部颁式样制造发给各地。市廛里巷商民所用之器都须如式较定，方准行用。
随着法定制度的施行，对不法行为规定了处理办法。如收支钱粮官吏私自改铸权度者受笞刑一百，代铸工匠笞刑八十，所得利益按坐赃论罪。监督官吏知情不举与犯者同罪，失于觉察者减等论罪。民间不遵法令私造或私用不合格度量衡器，或经官府检查后加贴补削者，受笞刑六十，工匠同罪。私用未经官府较勘烙印的度量衡器，虽大小轻重无差，亦受笞刑四十。各衙制造的度量衡若不守法定形式，主任官吏与工匠受笞刑七十，监督官吏知情同罪，不知情者同罪减一等。
四、清代度量衡器的单位量值
营造尺，据紫金山天文一铜表尺圭面两侧清代补刻的平行双尺，采用营造尺标准，全长一丈四尺，每尺合32厘米。又据吴承洛考证，仓场衙门所存康熙时的铁斗，其面底方寸之度与《律吕正义》所图营造尺之度若合符节。可知营造尺之长为32厘米，是确凿有据的。现存的牙嵌木尺二支，长32、32.16厘米，牙尺一支长32.03厘米，康熙牙尺残存五寸余，每寸长3.2厘米，这些都是当时营造尺的长度。
清代民间用的裁衣尺，比例为营造尺的1.11，即长35·55厘米，有一支山水人物牙尺与一支刻有桃纹、铜钱纹的牙尺，各长35·36与35·51厘米，与裁衣尺正相符合。(《图集》37、38、39页)还有一支铜尺长34·9厘米(罗氏藏)，也是裁衣尺。裁衣尺在各地差异很大，于官尺之外自成一个系统。
据传，清代尚有一称量地藩尺，长34·3厘米(罗氏：《古尺图录》)，现有实物--长34·18厘米的牙嵌木尺，与之当是一事，这种尺比东魏后尺之长略短。
清代的亩制为一亩二百四十方步(五尺为步，称一弓)。民间量地仍用营造尺，一弓的五分之一称“地亩尺”，和营造尺等长，两者并列一起，刻立石碑，以垂永久。营造尺之长合0.961市尺，一亩=5平方×240×0．961平方÷6000=0．9234市亩。量地藩尺可能给封藩者使用，尺大，同样的亩数，量出的地就大，有优惠之意(其一亩合1.0609市亩)。
量器实物有现存的康熙五十四年造的户部铁方升(故宫藏)，为清政府颁发的标准量器。《清会典》记：“户部量铸铁为式，形方，升积三十一寸六百分，面底方四寸，深一寸九分七厘五毫”。据实测，其内口边长12·8、深6·32厘米，而清一寸为3·2厘米，则：计算容积为：
4×4×1．975×(3．2)立方=1035．469立方厘米(毫升)。（见《图集》101页）
一斛之量，现存的实物为上海发现的邑庙(城隍庙)木斛(历博藏)，是当时经官府核定的商业交易用的斛。据《会典》所记，“斛方积一千五百八十寸，面方六寸六分，底方一尺六寸， 深一尺一寸七分”，以营造尺计算，容积为51773.4毫升；据实测，木斛高40.1，深34、内口方边长25、内底方边长50.5厘米，得容积为4958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