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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8-01-09 10:35

春秋战国时期的度量衡

春秋战国时期的度量衡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三章

吴慧

一、度量衡发展概况

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征收田赋的需要(楚国的“量入修赋”，鲁国的“初税亩”，以及后来田赋制度的确立)，和商业发展的需要，度量衡显得更为重要。其制度也日趋完备。度量衡在它发展史上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又由于当时小国林立，诸侯纷争，政治上的不统一，表现在度量衡上就有不少的地域差异。不过所谓差异也并非杂乱无章，完全没有头绪可寻，事实上后来差异便逐渐趋于缩小了。这里面原因有两个；一是各国之间物资交流的日益频繁化，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度量衡，以便利商品的交换，促进流通的扩大，二是在以统一为目标的兼并战争中，原先有差异的度量衡也因政治的统一而统一，统一的度量衡制度随着疆域的扩大而不断延伸。当然经济上的原因是基本的，统一度量衡并不完全出于统一者的主观愿望。
这一时期，某些国家本身其度量衡的变更往往同它的政治经济的改革有关，成为改革中的一种配套措施。这是中国度量衡史上的一大特点。春秋晚期齐国大夫陈氏向旧公室夺权，以“大斗(陈氏家量)出贷，以小斗(姜氏公量)收”，改变齐国的旧量制正是其争夺民众壮大自己的一种手段。度量衡史上的这一件新鲜事确实值得大书。，还有白公胜在楚国发动政变时(前479年)，也是“大斗斛以出，轻斤两以纳”(《淮南子·人间世》)，与陈氏在齐国作法如出一辙，但他没有成功。与陈氏一样取得成功，尤其为人熟知的是，商鞅于秦孝公十二年在秦国变法中也以改革度量衡为其重要内容之一。不但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而且颁发了标准量器。对于亩的大小，因涉及征赋，从晋国诸卿到商鞅都十分重视亩制的改革。步弓过六尺要重罚，商鞅是令出必行的，他对度量衡的改革在当世以至后世都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当新兴势力推行新的度量衡制度的时候，他们都十分重视对度量衡器的较量和管理。如齐国陈(田)氏铸造的禾子铜釜，器上刻有铭文，表明这一“左关釜”的容量以仓廩之釜为标准，进行校量比对。如关人舞弊，加大或减少其量，均当制止，如关人不从命，则论其事之轻重，施以相当处罚。陈纯铜釜并将监制和治器人名铸在器物上。度量衡的管理条令犹如铸刑鼎那样铸刻在器物上，可见其态度的郑重。至于商鞅执法更是严明，对度量衡自不例外。《吕览》云“仲秋之月，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秦国划一了度量衡，而且如周代鼎盛之时也实行了每年定时检查之制。
古代度量衡的发展，由当时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物质条件，反过来度量衡又促进生产和科技的发展。公元前344年制造的商鞅铜方升，运用了“以度审容”的方法，便于按尺寸校准，复制推广，反映了当时在数学运算和机械制造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周礼》中反映齐国情况的《考工记》，详细记录了齐国标准量器栗氏量(周制，豆升四进制)的技术条件，包括提炼青铜合金和铸造的技术要求，器物的重量，釜、斗、升三个量器的规格尺寸和容量。由于当时还不能精确计算圆周率，故应用了勾股定理，以方作圆，“内方尺而圆其外”，以此定圆径之数，而求釜的面积。．春秋中晚期楚国称量黄金货币已使用木衡铜环权，环权以铜为母范(一次可铸两套，每套五枚)，而且以相当完备的杠杆理论来作使用衡器的指导。(《墨经·经下》：“衡，加重于其一旁，必垂。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长、重者下，短、轻者上。”)楚国的王铜衡杆，长23.1厘米，与东周铜尺同长，铜衡杆上有十等分的刻度，据推测是称量时作为在不同部位悬挂权和重物的标志。它很可能是从等臂天平过渡到不等臂杠杆秤时出现的一种衡器。(《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序言第6页及110页，以下简称《图集》)在尺度方面，春秋末鲁国的巧匠公输班，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他首创使用的鲁班尺，相沿而下，长度无甚变更，享有“万家不差毫厘”之誉。所有这些都说明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度量衡已具有相当的科学性，而告别它的原始性了。
下面就对春秋战国时期度、亩、量、衡分别地作一番具体的考察。

二、尺度的渐趋统一和尚有分工

在周代，尺已有大尺小尺之分，并且有其地区性：以大尺而论，较长的百粒黑黍横排的尺(长24.63厘米)早先起于晋国等夏民族的旧地，其后用于周鲁地区，较短的百粒红黍横排的尺(长23.1厘米)行于中原地区，到战国时这种稍短的红黍尺通行范围更见扩大，黍尺(黑黍尺)终于被后者所取代。只是在制作黄钟之时仍保留以黍尺(24.63厘米)为准的传统。汉以后则有重新起用黍尺的时候。
红黍百粒横排长23.1厘米的尺子确凿有据，有不止一件的实物传世。1932年洛阳金村东周古墓中出土一把长23.1、宽1 .7、厚0.4厘米的铜尺(见《图集》第二页)，据考是为战国中晚期物。此外传世的战国尺尚有四支：出于长沙上虞罗氏所藏的铜尺长23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的铜尺长23厘米、23．1厘米各一支，番禺叶氏所藏的战国镂牙尺长23厘米。《隋书．律历书》所记的十五等尺之一的周尺也长23.1厘米。众多的实物，还有文献为证，证明尺的数值具有充分的可靠性。
地处西陲的秦国，原属周地，当沿用24.63厘米长的黍尺。当商鞅变法，统一度量时，为便于同中原的经济交往，也推行23.1厘米长的尺。据铸造于公元前344年的商鞅铜方升实测，其深一寸经折算等于2.32厘米，和23.1厘米为尺极接近，这也是战国秦尺的一个间接的物证。
楚国的尺子原先短于中原的铜尺。解放前安徽寿县出土的楚铜尺长22.5厘米，而长沙出土的楚铜尺长22.7、22厘米。可见楚国也自有一套尺度，后来由于商品交换的发展，楚尺也向23.1厘米看齐。
23.1厘米的尺子，在战国时除中原地区外，西至秦、南至楚都已行用，统一趋势渐明。目前学术界公认这是秦王朝统一前秦尺的长度，统一后即以此推广于全国。但吴承洛在《中国度量衡史》》中提出的数据是秦尺长27.65厘米(“周尺之一丈为秦尺之七尺二寸”)，此说多年来颇遭冷落，前些时候秦俑考古队的同志为文考证，肯定了吴氏之说，看来这个问题还有重加研究的必要。
肯定吴说的理由是：一，秦始皇陵西侧二号铜车衡长79厘米，其尺寸约为真车之半，按秦尺长27.65厘米计，舆长5.714尺，接近于《史记·秦本记》所说的“舆六尺"之制，如按23.1厘米为一尺计，则舆长就超过六尺(6.8尺)了。二、陶俑法冠一般长0.16至0.8米。按秦尺长27.65厘米计，基本上符合《本纪》》的“法冠六寸"的记载，如以23.1厘米计，则其六寸只合0.14米不到，出入就很大了。三、据《云梦秦律·工律三》所载，承骑法定高度要求须满六尺；兵马俑坑出土的乘骑马高1.72米．即当秦六尺以上，如按23.1厘米计，马高将达七尺四寸有余了。这些确切难移的材科理应受到足够的重视。可见，说秦尺长27厘米以上，也是有实物为据的，吴氏之说未可一笔抹煞。
秦明文“数以六为纪”， “度以六为名”。六尺、六寸之尺(长27厘米余)，应在始皇称帝前已存在，并非在秦统一后才于一朝一夕间始有此加长的“始皇新尺”，秦统一至汉，此等尺仍继续通行并未随秦统一而废。看来周代有大尺小尺，秦代尺也有大小两制，此事不足为怪。23.1厘米为秦小尺一尺之长度，而27厘米余为秦大尺一尺之长度。有可能长27厘米以上的秦大尺倒是秦地原先行用的尺子。尺子偏大或许也就是“好大求多”的秦文化的一个具体表现，而长23.1厘米的秦小尺倒是后来自中原传入者(用于与中原的商品交流)。与大尺是各有分工的。
我在这里可以再补充一条：秦半两钱“径一寸二分"(《史记·索隐》引《古今注》所云)重十二铢。十二之数都和秦的崇水德，“水数六”有关。据《泉汇著录》，半两钱约合市尺一寸一分，小者九分。实测，平均可按市尺一寸，即3.33厘米计祘。秦尺(大尺)如按27厘米余计，则其一寸二分正合市尺的一寸，而23.厘米乘一寸二分，则只长2．77厘米，比实测半两钱之径小得多了。
如果说23.1厘米是秦小尺之长，则秦大尺一尺应是小尺的一尺二寸。《吕氏春秋．仲夏适音篇》云：“断两节间之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黄钟长八寸一分，与三寸九分，“合而为十二寸，即律吕全数。全数之内断去三寸九分，余八寸一分即为黄钟之长。”(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语)。已知秦小尺长23.1厘米，乘1.2，其结果27.72厘米。大尺即度律吕全数者。
前面提到黄钟尺长为黍尺(24.63厘米)的九寸，即22.167厘米，但秦代却是以小尺的九寸，即20.79厘米为黄钟之长的。其故何在？原来秦“音上大吕”(《史记·封禅书》)。古黄钟之长原为黍尺之九寸；大吕为八又二百四十三分之一百○四寸，按此比例推祘，大吕之长适为黍尺的8.428寸，等于20.78厘米，这20.78厘米正是大吕之长，短于古黄钟之长。由秦之黄钟其名，大吕其实，正可见“音上大吕”之说不谬。以秦代大尺论，大吕之长约为其75％。这种以大尺为度律吕全数者，并用于度乘舆、法冠、兵符之长、乘骑马之高、法钱之径等场合。商鞅所定的23一厘米的尺子只用于日常交易之中，而度乘舆、法冠、兵符、乘骑、钱径，则用27厘米余的尺子，大尺小尺并行，各有分工。
23.1厘米的1.2倍为27.72厘米，这就是秦大尺一尺之长。秦以后，北魏前尺长27.8厘米，隋万宝常律吕水尺长27.396厘米，与秦大尺似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吴氏数据27.65厘米，虽欠精确，然也不算离谱。
尺以上的长度单位是丈，丈以上有里。“三百步为里”，在六尺为步的条件下，一里就是一百八十丈，唐代起改以五尺为步，但里为三百六十步，里长仍为一百八十丈，迄于清代未变。然而各时期尺度之长不同，同样名为一百八十丈的一里，其长度就并不一致。春秋战国时步里之尺也按23.1厘米计，合清营造尺(32厘米)的七寸二分余，因此其里就短于清代之里，看到这一时期古书上的里数心里就要打一个七折。顾炎武《日知录》中说：“《谷梁传》鞍去国五百里，今自历城至临淄仅三百三十里。……孟子谓舜卒鸣条，文王生岐周，相去千余里，今自安邑至岐山亦不过八百里。《史记》：“张仪说魏王言从郑至梁二百余里，今自郑州至开封仅一百四十里。……”(卷32“里”条)这些话可为春秋战国时百里为清七十余里的例证。

三、亩制的变化和大亩小亩的产生

周代以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一步包括周大尺的六尺四寸(小尺为八尺)，这一情况适用于行用黑黍尺的地区(周、晋、鲁等)，因周大尺——黑黍尺长24.63厘米，与之相应的一亩地的地积为248.38平方米，约合0.3726市亩。这种亩称为“古田”，时间还是比较早的。但六尺四寸为步并非长久不变，后来一步改为六尺。《汉书·食货志》中说：“古者建步立亩，六尺为步”；《仪礼·乡射礼》疏中也说：“六尺为步：弓之古制与步相应”。改六尺的原因可能是：一、步之长减少，同样大的地块亩数即增大，由此可增加按亩数征收的租税，二、去掉四寸零头，便于计算，六尺为步，对畦种来说，更便於三垄三沟(各宽一尺)的等分定距；三、六尺为步，长1.478米，更适合一般身材的人拉弓放矢或与举足成步的距离。在六尺为步、尺长24.62、步长147.78厘米时，一亩地积为218.39平方米，约合0.3247市亩。步长缩小，亩积也随之缩小。这是周亩(古田)亩积的第一个变化。
在产红黍的铜尺(尺长23.1厘米)的地区，原先也以六尺四寸为步，即步长147.8厘米，与黑黍尺(24.63厘米)以六尺为步的步长相等，亩积也相等。24.63厘米为尺后来之所以改为六尺为步其又一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在兼并战争中，为了使两类地区的亩积取得一样的大小，以统一所辖的新老各地区的土地计数的口径，而作为征税的依据——使租税低(原24.63厘米为尺，六尺四寸为步)的向租税高的(23.1厘米，六尺四寸为步)看齐。亩制这一改变的时间大致在春秋战国。只是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和齐地亩制各异，需分别研究。
秦国在商鞅变法时，采用23.1厘米长的中原铜尺，而且按照秦人计数尚六的要求，规定六尺为步，“弓过六尺有诛”，不像铜尺地区一步尚为六尺四寸。同时规定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这是一种特殊的亩制，人称“秦田”、“商鞅田”。与六国仍以百步为亩相对，商鞅之亩最大(虽然一步所含尺数短了四寸)，这种亩，一亩的亩积为：(23.1厘米×6)平方×240＝461.04平方米，合0.692市亩。是周代以来亩制的又一个最大的变化。虽然暂时还只在部分地区内推行，但对后世发生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要改以二百四十方步为亩，推其原因约有数端：一、战国时铁犁牛耕推广，原先同耒耜耕作相适应的一百方步一长条的亩，显得太短，使用牛耕的铁犁回转次数增加，费力不小，自然要求放长亩的步数。商鞅重农，先进工具推广面大，在六尺为步的基础上增加步数从而亩的长度的要求更为迫切。二、商鞅废井田，打破旧的贵族领主的土地规划形式，扶植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原先占地太多的阡陌和封疆铲除，由耕者按新的土地占有情况重新划定地界(按二百四十步为亩来定)，新的地界(阡陌)占地减少，可充分利用地力。三、原先土地按一百方步为亩计算，今按二百四十步为亩计算，即100亩只算41.67亩(100÷2.4)，这41.67可称为“负担亩”，在每亩租税出谷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地税就按41.67亩而不按百亩征收。由于农民的负担可减轻一半多，有利于招诱三晋之民流入秦国从事农垦。商鞅其实是学了三晋中赵氏的作法(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见《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篇》中所记)，他贯彻有力，形成定制。秦国的能臻于富强和实行这一措施有一定的关系。
三晋放大步数的作法，既不统一，又未坚持。在关东六国中大部分地区还是以百步为亩而未扩大。即使在秦进行统一战争的过程中和在此以后，各国也仍保留百步为亩的计算法，没有如秦地那样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只是统一将六尺四寸为步改成六尺为步，尺长23.1厘米。道理很简单：百步为亩税收得多，而秦国二百四十步为亩税收得少，秦王政有意减轻秦地人民的租税，而不愿减轻各国故地人民负担，故而在全国范围内保留着两种不同的亩制。
在秦地以外推行的尺长23.1厘米，六尺为步、一亩一百方步，这样的亩步长138.6厘米，亩积为192.1平方米，合市亩O.288亩。只及秦地二百四十步为亩的二．四分之一。相对而言，后者可称为“大亩”，百步为亩之亩可称为“小亩”。“小亩”制只适用于战国时被秦兼并的六国故地之上，不适用于被兼并前各国的田亩(六尺四寸为步)，更不适用于西周之时。一亩合O.288市亩的“小亩制”的出现是“古亩”(周亩)的第三次变化——从每百亩合37.26市亩，到32.77市亩到28.8市亩。只有商鞅的亩才是往大的方向在变。
在各国亩制发生变化时，齐国东田的大小也并非固定不变。“东田”之名出于《礼记·王制》，是行“商索”、保持商代遗俗的东方齐国的一种有别于他国的特殊亩制。所用的尺是商尺，商尺一尺为周尺(小尺，长19.7厘米，即“璧羡度尺")的八寸，其长为15.75厘米(安阳出土商尺两支，长15.7与15.8厘米)；齐地以商尺八尺为步，一亩百步，地积仅为按周大尺(指长24.63的黑黍尺)计算的64％(158.96平方米，合0.2384市亩)，也就是周亩(古田)一亩为齐地东田的1.5625
亩。(《王制》郑注；“古者百亩，当今(东田)百五十六亩二十五步”，正确无误)后来古田步数减少，由六尺四寸为步改为六尺为步，到春秋战国时齐地随之以“六尺为步”(《管子》、《司马法》)，东田的亩积又缩小了一些，但与黍尺六尺为步的周亩(古田)相比，仍保持原有的比例(0.64)。秦王政兼并齐国后，齐地也统一按23.1厘米为尺，一步六尺的规定计亩，东田也就不复存在了。

四、量制的差异和演变

春秋战国的量器也有大小二制，在各国之间的差异比尺制的差异为大，各自的演变幅度也较大。先说除齐以外的各国的量制。这一时期的量器有一些实物可直接验证。
以23.1厘米为尺长而制成的量器，在东周或西局后期，主产红黍的地区就已采用，到商鞅变法后秦国使用这样的量器更是证据确凿、无庸置疑的事实了。现存的商鞅铜方升，经实测：其内口径12.4774厘米(秦小尺五寸四分)、宽6.9743厘米(三寸)、深2.321厘米(一寸)，计算容积为202.15毫升，约当今日的0.2市升，方升自铭16.2立方寸为一升，由此求得方升的单位容积为：202.15÷16.2﹦12.478立方厘米/立方寸，折祘战国秦一寸长：12.478开三次方，等于2.32厘米，一尺合23.2厘米(《图集》44页)，与现存的23.1厘米一尺的数值基本相合，可互证。此外云梦出土的秦陶量容二千毫升(小米)，即一斗之值。其他地方出土的还有：铜瓿一，铭文一斗八升，经实测，折合每升容积208毫升；铜鼎一，铭文一斗三升，每升合192毫升；另铜鼎二，每升分别为189.3和199毫升；秦公簋铭文一斗七升大半(盖)，每升合200毫升。每升的量值等于或近于商鞅升的容积，也都是秦统一前量器的实物佐证。
秦国的量制有一不可忽视之处，就是并非都是一整升一整斗，有些量器却是表示了几升或几分之一斗之数，这些非整数的量器与斗量升量同时并存。考其原因同秦国的口粮分配制度有关。即：对不同等级的定量标准用不同大小的量器，量给不同数量的粮食。在秦统一前已有此制度。
秦的情况大致如此，列国的量器又如何呢?从实物看，赵国的升斗和秦相近。赵国的原氏壶，铭刻“三斗少半斗”(少半即三分之一)，实测一斗合1 920毫升；尹壶，铭刻“四升”，一升合209.25毫升。略小略大当系制作误差。东周的量器，据洛阳金村出土的、自铭“四斗”的铜钫二件实测，容积(容水)每斗合1 925至1 984毫升，和战国秦量大小也接近。
比秦量为小的是韩国的量器。登封阳城战国早期遗址出土的韩陶量三器(斗量)，折合每升容积为167、169、169毫升，那是比西周早期量器(每升为187.6毫升)更小的量器了。近年来河北平山县中山国灵寿故城中出土陶量一批，释者认为其容1 800毫升即一斗之量，如是中山之量也小于秦量。
魏国、楚国之量则比秦量为大。魏安邑下官铜钟，自铭‘“斛一斗一益少半益”，一益(益不同于重量之镒，由“一手之盛谓之溢”而来)为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经实测，折合一斗为2208毫升，比秦量大十分之一。又，魏少府铜盉，自铭“斛一斗二益”，折合每斗容量2 414毫升，也大于秦量。楚铜量，以升为单位的容积是216毫升，另有半斗铜量三器——即大府铜量、王铜量、铜量，折合每升容积为222、225、228毫升，也比秦量大出不少。
以上这种不一致的现象，要等秦统一全国才有所改变。
战国时还有一些特殊的小量器。如有一种称“斗”的小铜量，容水5.4毫升，铭文有“ 半”(賸)三字，即相当于的一又二分之一强，只略大于半龠的容积(汉半龠为5毫升)。这种小量器大概是称细小物品(如药)而用的吧。
必须指出，战国时在上述量制以外，确还存在一种容积较大的量制，和尺度相类似，量制也形成大小并用之局。
以秦国而言，就有小斛大斛之分，小斛约相当于大斛的六斗。《史记》所说的商鞅“平斗桶权衡丈尺"，注云“桶音勇，今之斛也”；《说文解字》：“桶木方，受六斗”，段玉裁注云“疑当作方斛，受六斗”；《广雅》曰：“方斛谓之桶”；《月令》斗甬注云：“今(秦汉)时六斗斛也，甬即桶"。可知桶是木制方斛，为另一种大斛的六斗之量。商鞅变法后大器为斛，小的为甬(小斛)。甬的容积以20 000毫升计，则大斛容积为20 000毫升除以0.6，即33 333毫升。大小斛的比例还有文献可查。《仪礼·聘礼》云“十斗为斛，十六斗为籔”。郑玄注云：“古文籔，今义逾也。《集韻》作匬，注云：匬器受十六斗。正义云：庾、逾、籔，其数同。”可能这个籔也就是古时大斛的一种叫法。大小斛的不同与“以度审容”、所用尺子的不同有直接的关系。大斛是按秦大尺的长度制作的，而小斛则是按秦小尺的长度制作，注1
这也正是大小尺分工的一个表现。
秦以外别的国家亦有大制量器。魏国的“弗官铜鼎”，实测容水7 190毫升，自铭“容 ”。注2大梁铜鼎实测容水3 570毫升，安命铜鼎容积3 600毫升，自铭都是“容半 ”，即每合7 140至7 200毫升。此外还有“容三分”和“容四分”——三分之一、四分之一
的梁上官铜鼎、上乐铜鼎和大梁铜鼎，每容积在7 143至7 200毫升之间。看来“ ”是魏国大制量器的单位名称，其容积为魏小制量器一斗的3.2至3.3倍，其半相当于一斗的1.63倍，即小制的一斗约为半的O.6，与秦小量为大量的O.6比例竟一样。
以 为量名的还有卫国。陕西武功出土的平安君铜鼎，铭文有“半”字，实测容积3 569.75毫升，是半 之量。又，河南泌县出土的平安君鼎，容1，800毫升，按铭刻容“四分 ”推算，每 7 200毫升，与魏国大量容积相合。
在度量衡史研究中应该很好地注意大制量容的存在，这种情况战国时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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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按周嘉量的制作规格计算：一斛容积为15 708×小尺(23.1)的三次方，等于19362.29毫升；15708×大尺(27.72)的三次方，等于33 458毫升。15 708(立方寸)的来源见吴承洛《中国度量衡史》周嘉量容积的计算公式。
注2：为上齐与下鼎之合文，此字辞书不载，字库未收，其义姑以鼏——鼎盖释之。鼏音幂，此等容器殆仿鼎盖而来。又，原铭文上半之齐，或由齍字之头而来。齍，盛谷祭器，字头齐，状祭器之盖也，以此假借而为鼎之盖似亦通。
下面再说齐国的量制。齐量一向比较特殊。如前述，周代已发生了第一次变化——变商制为周制，按周尺(小尺，19.7厘米)制嘉量(栗氏量)，一釜64升，一升187.6毫升，一釜12 006毫升。齐国量制的第二个变化在春秋末期，大夫陈(田)氏开始变姜齐公室四进制的旧量为五进制的新量。当时齐景公税敛苛重，民心背离。一心凯觎公室政权的陈僖子(田乞)乘机用种种办法争取民众，笼络人心，其中有一条就是贷给贫民粮食用大斗出，收回时或征税于民时用小斗进。与一般剥削者的大斗进小斗出正相反。史载：“陈氏三量，皆登一，钟乃大矣。"(《左传》昭公三年，即公元前539年)意思就是将四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的姜齐旧量改为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的陈氏新量。注3 以升计，一釜包括125升，或一釜为1.25斛(石)，一钟为12.5斛。釜大于斛。折合毫升计祘，陈氏新量大多少？如一升仍为187.6毫升，则五升一豆应为938毫升，五豆为区应为4 690毫升；但实际上临淄出土的战国初与陈氏新量看齐的齐公区陶量，实测容小米4847毫升，一升容积平均为193.88毫升，而不是187.6毫升。可见陈氏改制时发放粮食为了示惠于民，与公室相竞，它的一升同时有所扩大；齐公室为与陈氏抗衡，也不得不按陈氏家量改制齐国公量，容积较大的公区陶量即如是产生。至于陈氏量器中的釜、钟的扩大，也是出于同样目的。这一手法十分奏效，百姓都讴歌陈氏，而“爱之如父母，归之如流水”了。
陈氏新量五进制，百二十五升为釜，这种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进位不便、名目繁琐的量制是不能长期维持下去。在陈氏为相尽专齐国之政后，齐地量粟时就已改用十升为斗、百升为釜的制度，而无原二十五升为区的概念。而升则又略加大。一钟就是十石，不再是12.5石。这是齐国量制的第三个大变化——简化名目，全是十进制。自此，齐国量制与相邻近的国家的量制(如赵制)更趋于一致。这是符合于商业往来扩大，各地区经济联系日益加强，要求度量衡统一，以便相互交易的必然趋势的。
反映这次最新变化的齐量的出土实物，很有代表性的是子禾子铜釜、陈纯铜釜和左关铜三器。这三件量器都是齐国在左关或丘关地方设置的公量。据实测，子禾子铜釜容水20 460毫升，陈纯铜釜容水20 580毫升，左关铜(为金与和之合文，字书不载)容水2 700毫升。十和等于一釜，即相当于一斗之量。升，、釜即是十进位的新量制。按这三器推算，一升容积大约是205、206、207毫升(这个零头是制作误差)，临淄出土的“右里敀夗”(上夗下金之合文)铜量，实测容水206毫升，器上铭文字体属战国晚期，可能就是当时与和、釜配套的升了。升的容积稍大于五进制的升。右里铜量还有容水1 025毫升者，当是五升之量，齐国在同一套量制中也有大、小不同单位的量器。
在子禾子铜釜上所刻铭文中有“左关釜节于廩釜”的字样，陈氏铜釜铭文中也有“…左关之釜节于廪釜”的字样，廪釜是仓库的标准量器，节就是校量比对之意。此时粮食已用较前125升为釜的小的新釜，不再是2 5000毫升的旧釜了。一钟就是十石，不再是12.5石了。至于子禾子铜釜和左关铜上所铭刻的字样(半—半斗与升字的合文)，则是指关、和同时与半斗之器及一升之量相校正(前者校一次，后者校五下)而非直接以和校和，这是为了操作的方便和计算的正确。注4
齐量的这一改变，开始时间大致在靠近公元前386年田和(禾)立侯前的几年中(故仍称子禾子)，是为建国在作准备。商鞅量与齐量容积相近，就在齐率卿大夫聘问秦国的这一年冬十月，商鞅造了他的方升(秦孝公十八年)，很可能就是在齐量的启发下制作的(以前一升容180余毫升)。齐量在这次变化后才稳定下来。过去的64升为釜，125升为釜，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有的注家以至著者把一钟一律解释为六石四斗，这就是没有看到齐量复杂多变之故。应该说在战国时一钟已经是十石了，再停留在六石四斗的水平上，账当然怎么也算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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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3：五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十釜为钟的说法，最为平易，合乎原意。吴承洛、邹汉勋的解释是对的。因为“皆登一焉”不可能指升，升是最小基本单位，无登一的问题。豆由四升加一变为五升，区由四豆加一变为五豆，釜由四区加一变为五区，这才是“三量皆登一焉”。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量中钟是最大的，钟之加大是下面三量登一的结果，这三量非豆、区、釜莫属。《左传》杜注以五升为豆、四豆为区、四区为釜，区二斗、釜八斗，钟八斗，只有一量(豆)登一，与三量皆登一焉不合，不可信从。
后来有的学者，如孙贻让、郭沫若解释为“四升为豆、五豆为区、五区为釜，一釜百升，一钟十斛”。其说亦不确，论驳理由见拙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28—29页。予说略曰：传文明言“三量皆登一焉”。三量之中不包括无登一问题的钟，钟仍是十釜为钟，只是一釜为125升，即1.25石，一钟为12.5石，登一与钟无关。孙、郭误解之产生，是因《管子.海王》有“盐百升而成釜”之语，为凑合百升成釜，就不惜把五升为豆改为四升为豆。殊不知盐之百升为釜是另一种量制，即中原地区的量制，盐乃齐国向中原地区大宗出口商品，为交換方便使用与中原地区的同一量制，原不足为怪。但与陈氏三量之用于粮食不是一事。在《管子》中所说百升为釜的升，这种量制，其一升仍为一百九十余毫升，一釜就合一斛(石)，约合今二市斗，一锺合十石，约合今二市石。釜锺的容积不大不小，介乎姜齐旧量与陈氏新量之中。升、斗、釜(石)的三级十进制，与升、豆、区、釜的四级五进制本属两事，“双轨制”，并行不悖，前者用于盐的出口，后者主要用于粮食。硬要说成一事，曲为弥缝，结果只能是费神无补，徒滋惑乱而已。
有的学者还举出《管子·轻重丁》所说的“请以令籍人三十泉……若此则齐西出三斗而决其籍”一语，来作为十斗为釜而要改五升为豆作四升为豆的理由。这个“理由”也是不充分的。按今本《管子》中的这段文字，表面上看齐东粟一釜十泉(钱)，十泉该出粟三釜，而齐西粟一釜百泉，似乎三斗正好是三十钱，但实际上这个“斗”字颇成问题，是应予校正的。在这里明显是五区为釜(《轻重丁》：“今齐西之粟釜百泉而区二十也")，是升、豆、区、釜的四级五进制，与升斗釜的三级十进制并无关系。张佩伦读书很细，就曾提出怀疑，说“寻绎文义、西出三斗，当云西出三十，言西米贵泉贱，则出泉，东米贱钱贵则出米。……盖取东之米以救西之饥，不必改十为斗也。”按隶书“斗”与“十”字形近，误作斗字，可能性甚大，张氏的分析很有道理。如果齐西按规定仍是出五谷菽粟，不是出钱，则三斗当是三分之误。三分，在《管子》中亦常有用作十分之三之意者(如《乘马数》“岁藏三分，则十年必有三年之余”，《轻重甲》中的“三分贾而去”都是三成之意)，后人狃于百升为釜之成见，妄把三分改为三斗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已如前面指出的，四升为豆不切合历史实际，为后人之曲解，此处之三斗也属同样性质的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四升为豆既不成立．三斗的斗字就根本没有着落了。
注4：应为半(半即——半斗)字与升字的合文(器上隐约有合文号二)，或释为半斗、半区者，均不妥。有关齐量的考证详见拙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26～33页。为求简明，此处从略。

五、名目繁杂的衡制

春秋战国时期，衡制复杂，衡名繁多。大致说来，至少有三套计算单位，即斤两、爰寽、镒釿。而斤、爰、镒是同一级的量，但两、寽以下单位都以铢来计算，两为二十四铢，寽为十二铢，也就是半两。后两种主要用于称量贵金属。(用朱活《古钱新探》中观点)不过从重量来说，三套计量到后来实重渐近，只是名称有别用途各异而已。
斤两这一套是最普通的衡制。斤(或作觔)下面的小单位依次是两、铢；斤以上的大单位是衡(10斤)、秤(15斤)、钧(30斤)、石(120斤)、鼓(480斤)。古籍如《孔丛子》、《淮南子》都有明确的记载。斤是周制，太公为周立圜法，以立方寸黄金之重为斤重即是其证。春秋战国时斤两之制亦行于秦、齐、赵、燕、梁、楚等各国。但六国确定权重的方法不同(有用黄金比重法，有用黄钟定衡法)，故在相当时间里其一斤之重也并不尽同。
齐是产金国，依太公之制用黄金比重法定斤重，但齐尺向来较小，其斤重也就较轻。现存的右伯君铜权，为春秋时齐国器物，重198.4克，当为一斤之权，右伯君是主造人(《图集》104页)。与之相应的尺其长应为21.8厘米弱(黄金比重乘尺长的三次方)。按：周尺的较短者系吴大澂所称的“黄钟律琯尺”，吴氏考定其九寸合镇圭尺(璧羡度尺)一尺，即长为21.8厘米有余，依此计算，其斤重与右伯君权重出入很小，可能右伯君权即来源于此尺和黄金比重法(制作小有差距)。
楚国的尺已如上述较中原的铜尺为短，寿县出土，长22.5和22.7厘米的尺都是楚尺。以22.7厘米计，立方寸黄金之重即一斤之重为225.75克。现存江陵出土的春秋中期楚国铜环权的第三枚重3.5克，第四枚重7.1克，成倍比关系，分别按六铢、十二铢(半两)折算，每斤合224至227.2克(《图集》104页)。还有江宁出土的战国时楚国的铜环权六枚，重量分别为3.8克、5.9克、12.6克、24.7克、115.7克、223.3克，最小的一枚为六铢，最大的一枚为一斤。铜环权之重与楚尺按黄金比重法计算的斤重大致能对得起来。
战国稍后一些时候，楚国权重增加，一斤合250至251克。现存长沙出土的楚国木衡和铜环权(一、二、三、六、十二铢，一、二、四两，半斤共九枚)表明，半斤重125克，折合一斤为250克(《图集》)106页)；江陵出土的铜环权半斤权重亦为125克(《图集》)108页)，安徽寿县出土的木衡、铜环权半斤权重125.5克(同上)；常德出土的铜环权二两权重31.2克，每斤合249.6克(《图集》109页)。差不多一斤都是250克。这个250克乃是由古黄钟一龠所容1 200粒黑黍之重(实测为7.8克)，递进累计而得的结果(半两重7.8克，乘2，再乘16，即为一斤之重)，可称为黄钟定衡法。楚权由220克改为250克，是这个产金国由黄金比重法转为黄钟定衡法的标志，由此同中原各国的斤重靠拢。这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合乎方便商品交换的客观要求。
北方的燕国一斤大致也接近于由黄钟定衡法而来的250克。这里连黄金也以两铢计量(不用镒釿)。河北易县出土的燕下都战国墓的金饰八件，各件背面都有记重铭刻，八件平均值折算，每铢合O.647克，每两合15.52克，每斤合248.4克。这是研究燕国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秦在统一六国前情况又如何呢?阿房宫遗址曾出土一个高奴禾石铜权。高奴在今陕西延川县境，铭文为石(百二十斤)权，秦官手工业所造，共重30 750克，平均每斤合256.3克，大于楚国前期的斤重，而近于楚国后期的衡法。秦小尺23.1厘米，其斤与黄金比重法已完全无关，而同黄钟定衡法挂钩，由于权衡难制(尤其是大权)，故与标准有些出入。
禾石铜权还在他处发现。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司马禾石铜权，重30 973克，每斤合258.1克。根据铭文字体和内容分析，此权为三晋之器(《图集》105页)。250余克也反映了三晋一斤之重。
按：原先钧石之石纯指重量而言，战国后期齐已“斗石参升”并称，商鞅变法后秦国也以石兼指容量，官吏禄秩以石计。以后石即有两种含义，使用材料时须加辨别。
爰寽是另一套重要的衡制，爰、寽属两个不同的字，两级不同的计算单位，过去常把两者视为一事，实误。
寽在西周时就有，斤以下小的重量单位即有以“寽”(半两)为名的。如金文中的卅寽、五寽、百寽、廿寽、三百寽等。寽最早用于称铜，最早的铸币——无文铜贝即以寽为计算单位。寽的重量有不同的说法：一是每寽重十一铢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说文》和《周礼.职金》疏引古《尚书》说)，变通之为十二铢，即“寽重半两”(徐灏(《说文解字注笺》中之说)。二是二十两为三寽，每寽重6.6两(夏侯阳记)。看来寽有大小二制，或如有人(王献唐)所认为的，前者是西土之制(周制)，后者是东土之制(商制、齐制)。这里所说的寽则都指小寽——半两之重。
爰的写法同寽迥然有别，又据左师壶的铭文“十九爰四寽廿九口”，可知爰确是比寽大一级的重量单位，与斤同级。在战国时爰、斤重量正渐趋于接近。如楚国的黄金的称量货币——郢爰、陈爰，每一整版的重量各批不一，大约在220几克至260—270克之间，重者达280克，爰简直是斤在黄金称量中的另一种叫法了．一大方爰金包括16到20多个小方，一小方约重15.5克(中国历史博物馆藏)、15.75克(三井家藏，第31号)，其他还有十几克数值不等。如按15克计算，一小方即重两寽、24铢；再以16小方为规范形制，则一大方即重32寽，和一斤之量的克数差不多。
镒、釿是近年来为人探明的春秋战国时的一种重要的衡制。镒与斤同一级，釿则是小的计量单位。平安君鼎铭文：“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上海博物馆藏)，可证镒以下包括了若干釿。陕西出土的秦“益二朱”金饼重253.7克，即一镒重252.8克，与一斤的重量基本一致，与爰的重量也大抵相当(咸阳出土的八件整版陈爰其平均重量为248.375克)。正由于战国时镒斤爰重量已相近，所以先秦诸子的书中时而斤，时而镒，时而又把爰称为镒。当然镒也是用于称量黄金的特定场合的。
称量黄金以镒为单位的，有周、秦、宋、齐、韩、魏、赵、燕、越，其实楚国同时也以镒来计算黄金，并非仅用斤、爰。《韩非子》记载的“荆(楚)王以鍊金(爰金)百镒遗晋”以托人疏通渠道归回滞秦之弟的故事(((说林上》)，就是楚国黄金以镒计的史料根据。更为有力的物证是1954年长沙近郊出土了一套钧益铜环权共10枚，重量分别为0．69克、1.3克、1.9克、3.9克、8克、15.5克、30.3克、61.6克、124.4克、251.3克。第九枚环权上刻有“钧益”二字，钧同均，益同镒，钧益指平准量值，第十枚的251.3克即为一镒之重。这一器物可算是楚国的标准镒秤。其重量与楚国的一斤之重以及陈爰的平均重量相近。整版爱金铸时重量并不精确，形制又不规范，又有零星使用的情况，所以实际收付时需重新切划称量，这就有镒秤的应运而起了。
镒，一般都知道包括二十四两，261.3克以24平均，每两合10. 47克，但楚国的镒秤，镒以下各权与此都不成比例，这是为什么?原来二镒二十四两的镒两制行于秦国，楚国行用的是镒釿制，镒以下的各权都是同釿有关连的。
一釿有多重?镒秤的第六枚权15.5克可视为一釿之重。吴大澂认为二釿相当于两寽，一寽半两大致为7.8克(250克除以16，再除以2，等于7.8克)，二寽为15.625克，与镒秤环权之重接近，这个15.5克的环权可为一釿之重的物证。楚国还使用一种叫做“旆钱当釿”的地方性货币(意思是“当一釿的大钱”，属布币，发现于楚国东境)，可见以“釿”为铜的单位重量标度在楚国并不陌生，镒以下用釿也并不突兀。那么能不能就用以釿为名的货币来测算钎的重量?不能。釿，原是周秦所铸布钱的铜料的计算单位。据钱币学家实测，春秋中期的空首币一枚(一釿)重30克上下(不带范塞)，楚国的“当釿旆钱"一枚重31克余至33克余。30至30余克其实并非真正一釿的铜的重量。我们推断，一釿当指每枚布币中的实际含铜量，包括铜锡铝一起在内的布币的总重量必定重于一釿之数，而且轻重不一(如用铜量一定，含杂减少，总重量虽减轻，含铜成色反有提高)。后来布钱不断减重，以至减至十一、二克，此时即使以总重量计，其重已不能代表一釿之重了。一釿之重应直接以楚国镒秤的第六枚环权的重量—15.5克为准。镒秤的各枚环权实代表了与釿有关的各种计量单位的重量。
环权编号重量(克) 计量单位名目
1 0.69 1铢
2 1.3 2铢
3 1.9 3铢
4 3.9 6铢
5 8 半釿
6 15.5 釿
7 30.3 2釿
8 61.6 4釿
9 124.4 8釿
10 251.3 镒(四分釿)

在这里半釿即一寽、十二铢，一釿为二寽、一两，二釿为二两，四釿为四两，八釿为八两，一镒为十六釿即十六两。并非十二釿或十釿构成一镒。
上海所藏平安君铜鼎(卫器)重1 970克，铭文“五益六釿半釿四分釿”。释者说是每镒为347.2克，和楚镒秤一镒之重不同。可能铭文乃指制鼎时所投的铜料重量，非指器物的总重量，仍是250克多(含铜量占百分之72.40)为一镒之重。又陕西武功县1979年出土一件平安君鼎，器盖铭文有“十二年受，二益六釿”字样，器沿有“十二年受，九益”字样。盖重787.3克，一镒合302克，器身重2 842.5克，一镒合315.85克。两处之鼎，及同一鼎之器盖器身，同为一镒不应重量相差如此之多，这就使人更确信器重不是镒重，镒重乃冶工所“受”的铜料之重。
秦国一镒之重(252.8克)与其一斤之重已极相近。不过斤是用于称量一般物品，以十六两为斤；镒是用于称量黄金，以二十四两为一镒。由是，以250克为一斤的斤秤之两重15.625克，与楚国一釿之重略等，而秦国镒秤一两之重为10.53克(255.8克除以24)，小于楚镒秤一釿之重或斤秤一两之重。不妨这样说：秦国斤秤之两为大两，而其镒秤之两则为小两。明乎此就不难解释北宋沈括所说的今秤一斤当古秤一斤的3.7倍是怎样来的。(《梦溪笔谈》载沈括之言：“求秦汉以前度量。……秤，三斤当今十三两。”比例为3.68：1)原来沈括是以10.53克的小两(当时应有环权传世)乘16作为古秤一斤之重——168.53克，而其所用的今秤则为熙宁时的625克为一斤者，两相比较，比例正为3.7：1。博物通士如沈存中者，所言当不会没有根据。如果不是如此理解，就再也找不到相当于北宋之秤的三．七分之一的小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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