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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8-01-09 13:43

魏晋南北朝和隋代的度量衡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五章

吴慧

一、魏晋南北朝至隋代度量衡史上的几件大事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度量衡变化多，增幅大，北方尤比南方为甚。中国历史上度量衡单位值急剧增长，自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三国时，大体上仍沿用东汉度量衡，单位量值虽有所增长，但尚不算多。当时天下大乱，“乐工散亡，法器湮灭，魏武(曹操)始获杜夒，使定音律”。杜夒以制乐的需要制尺，尺长24.185厘米，已较东汉之尺稍长。后世尚存的魏正始弩机亦刻有尺度(上虞罗氏藏，长24.45厘米)，与杜夒尺基本相合。魏景元时(260—264年)数学家刘徽注<九章算术·商功篇>，对新莽嘉量同魏斛作了比较。结论是魏斛大而尺长，莽斛小而尺短。(《晋书·律历志》)然差得也不太大，尺长4.70℅，斛大2.63％而已。在这期间，郑玄注<汉书·律历志>，亦有功于度量衡史的研究。
西晋之初，“遵而不革”，尚用魏时之器。至晋武帝泰始九年(273年)，“中书监荀勖(音序)校太乐八音，不和，始知后汉至魏尺长于古四分有余”。第二年乃“依周礼制尺”，即所谓的古尺；“依古尺更铸铜律吕，以调声韵”。又，汲郡盗发魏襄王墓，得古周时玉律钟磬，与新律声韵音同。荀勖所造古尺比杜夒魏尺短(4分5厘5毫)，与包括新莽铜斛、建武铜尺在内的7件古器相核对，尺寸无差，与新莽尺等长，晋武帝以此为考定乐律标准尺度。但依此所制的律管较短，音乐家阮咸“讥其声高，声高则悲，非兴国之音”。所以，实际上仅用以调音律亦尚有异议，在民间则‘‘未甚流布”，杜夒魏尺通行如旧。后始平时“掘土得古铜尺，岁久欲腐，不知所出何代”，果然比荀勖尺长4分，而近于魏尺，时人服阮咸之妙。这样的尺，其9寸与古黄钟律之长相近，其声较低，而较合于古。晋室南渡，江东所用尺更比魏尺稍增(1分5厘)，荀勖尺全被推翻。两尺之争不仅仅在于声高声低，尺子较长可多收绢帛，统治者是宁可用较长之尺而不愿回复到新莽时的尺度的。
十六国时期，前赵刘曜(318—329年)光初四年铸浑天仪，八年铸土圭，其尺亦与魏尺约略相等(增3厘)。后赵石勒十八年(326年)七月造建德殿，得新莽权圆石，状如水碓，重4钧。前秦苻坚(357年)于长安市中，得新莽嘉量。时去汉未远，虽经丧乱，新莽器物还时有发现。
南朝刘宋接东晋之后，其尺又比东晋尺略增2厘，史称“宋氏尺”，行用较广。梁代民间所用之尺较宋齐传入之尺又有增益(增7厘)，史称“梁俗间尺”。惟梁武帝好古，以古器、积毫、累黍三法重定尺度，仅比新莽之尺长半分。其尺史称“梁法尺”，仅为制验乐律之用，梁武依法尺为笛。此外还有“梁表尺”，刻其度于铜圭影表测影，略长于法尺而短于宋氏之尺。
量器在魏晋时步步加大，但幅度还不算惊人。到南朝，“齐以古升一斗五升为一斗”，就增大多了。后又回到过去“梁陈依古”(《隋书.律历志》)，所谓古即新莽之制。当时新莽嘉量尚有存在，大科学家祖冲之求得世界上最精确的圆周率(3.1415926至3.1415927)，依此对周礼栗氏量和新莽嘉量进行了测算与校正。
衡器，在南朝，“齐以古秤一斤八两为一斤”。和量器的增大成同一比例。“梁陈依古”，这大概又是出于那位好古的梁武帝的主张。
北朝对于尺制虽曾加考定，但其考定的长度反较增讹者尤长。北魏立国之初(天兴元年)，诏“有司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所依乃新莽之制，实际并未实行。实用之尺相继有三种：第一种尺已长至25．581厘米，相当于荀勖之尺的1尺1寸7厘(据《宋史.律历志》)，称“前尺”；第二种尺增至27.974厘米，称“中尺”；第三种尺更长至29.591厘米，称“后尺”。中尺接近于汉代大尺之长，或汉小尺的1尺2寸。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颁之天下”。这次改制的内容是“以一黍之广，用成分体，九十之黍，黄钟之长，以定铜尺”。(《魏书·本纪、律历志》)横黍(黑黍选中等大小的百粒)为尺，90黍之长实长于新莽“黄钟”之长，“一依汉志作斗尺”，是真正的比较近古的(未以莽制为古制)。但看来仍未实行(最多用于调律)，欲废除的长尺依然横行于世，并且越来越长。北魏宣武帝景明四年(503年)，并州获古铜权一枚，诏付大乐令公孙崇以为钟律之准。几年后公孙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长累为寸法”，即纵黍百粒为尺；而太常卿刘芳站在修乐的立场，“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横排)即为一分”(其尺和孝文帝改制之尺同)；中尉元匡则“累黍用半周之广为尺”，“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有司奏从前诏(孝文之诏)。刘芳之尺遂典修金石，迄武定(东魏孝静帝时)未有论律者。”但这种横黍尺还只是用于调律。一场争论的实际结局是比北魏后尺更长的中尉元氏之尺(长34厘米以上)通行于东魏之世，史称“东魏后尺”，北齐因而用之。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官定尺子。
北周代西魏而兴，在度量衡上曾有过两次大的行动。一次是改行玉尺之制。周武帝于保定元年(561年)，因修仓掘得古玉斗，原累黍造尺，纵横不定，乃于保定五年，“据斗，造律度量衡”。所用之尺称“玉尺”(长26.749厘)，所用之斗称“玉斗”(一升容积为212.1721毫升，据<隋志>所列斛积及玉尺长度计算)，所用之秤称“玉称”(其4两当莽时古称4.5两，一斤约重255克)。因此事而改元“天和”，大赦，显得很隆重。但其行用范围仅限于官司，民间行用者仍为市尺，即北魏后尺(长29.591厘米)。
周武帝平定北齐，统一北方后，尺度酝酿又一次改制，于建德六年(577年)拟行用铁尺。铁尺于20年前(明帝时)由苏绰所造，至此，议用铁尺“同律度量，颁于天下”。然玉尺未甘退出(终于大象之末)，玉尺铁尺争论很大。主张用铁尺者，其理由正如后来(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所说：“今之铁尺……验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管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荀勖尺)梁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官，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详校前经，勘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但“久议不决”，调律仍用玉尺。直到隋平陈后，文帝“以江东乐为善”，才废玉尺律，用铁尺律，与南朝律尺取齐，“以一尺二寸即为市尺”。经过这次改制的完成，才确立了铁尺的地位，横黍尺(铁尺)调律才为人们认同，并且用于均田度地。
隋时，于调律外仍用北周较大之尺——北周市尺(29厘米多)，称“开皇官尺”，“百司用之”。前朝市尺作为本朝官尺，再加调律、度田的铁尺，尺度已堂皇地正式形成双轨制。开皇十年，隋文帝又命万宝常造水尺律，“其黄钟律当铁尺南吕倍声”，铁尺并行不废。炀帝好古，于大业三年，改度量衡，废铁尺律而以梁表尺调律，但较大的开皇官尺“民间或私用之”。看来律尺、表尺不能任意变动，变动多了，音律就调不准，晷景也测不准，故其上下波动幅度有限，且南北有混一趋势。尺之加长即集中表现在收税的官尺与交易的市尺上面，其长度在北方增得更多。
北方的量制和衡制其变化远比尺度为大。史称：“魏齐斗于古二而为一”(孔颖达：《左传正义》)，“开皇以古升三升为一升”(《隋书·律历志》)，“魏齐称于古二而为一”(《左传正义》)，“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隋志》)，是则量器和衡器都相当于新莽之制(古制)的2-3倍。(除北周较小的玉斗玉秤比莽制所增不多外)尺度之增2寸至3寸以上已很显眼，与之实不可比拟。所以当时有“南人适北视升为斗”之语。炀帝好古，尽废开皇之制，而恢复古斗古称(大业三年)，但未几即告垮台，此事在历史上影响不大。
北朝的衡制在技术上倒是有一进步之处，即：从北魏和北齐铁、铜秤砣的发现，说明萌芽于战国时期的早期的杆秤至迟在公元6世纪已在我国广泛使用。在敦煌北魏的壁画中所出现的提系杆秤的图形，也可为佐证。
度量衡器在北方突出地增大，原因就在借此多取于民。北朝贪政比南朝厉害，当时征收租调，“幅广，度长，斗大，百姓嗟怨，闻于朝野”。(《魏书·张普惠传》)北朝贪政同长期以来不给官吏俸禄，听其贪污横取有关，此为南朝所无。孝文帝改革虽实行班禄制，表示要惩治贪污，但在积重难返的情况下，过去的横取竟视为当代的定制，而且以惧其短耗或乐其长阔(户调“得长阔厚重者云其州能”)等由，又递赢无已，反之，像北魏延昌末的华州刺史杨津，一革其前任受调绢匹度尺特长之弊，“而令依公尺度”，真是凤毛麟角，值得载入史册。到隋代，才比较注意整顿度量衡，冀州刺史赵煚，置斗尺的标准器(铜斗铁尺)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

二、《隋书》对尺度变化的历史总括

魏晋南北朝至隋诸朝尺度备载于<隋书·律历志>中。《隋志》是唐天文历算家李淳风所编，对汉魏以来至隋代的度量衡演变过程细加考证，确为度量衡史上一篇极为宝贵的史料。以尺度而论，《隋志》搜集了上自周、新莽、后汉、迄魏晋南北朝以止于隋代，其17朝尺度实器之长，分为15等尺。这是有关尺度的详尽的历史总括。隋志推重荀勖之尺(晋前尺、新莽尺)，以此为基准，将各等尺的长度分别与之作了比较。现将15等尺罗列如下：
第一等尺为周尺，王莽时刘歆铜斛尺、后汉建武铜尺、荀勖律尺(晋前尺)、祖冲之所传铜尺，都列入此等。长23.1厘米。
第二等尺包括晋田父玉尺与梁法尺，为晋前尺的一尺七厘，长23.261厘米。
第三等尺为梁表尺，为晋前尺的一尺二分二厘一毫有奇，长23.6l厘，经陈灭入隋。大业中议以合古，乃用之调律，以制乐器。
第四等尺包括汉官尺(奚景所得之玉律度)与晋时掘地所得的古铜尺，为晋前尺的一尺三分七毫，长23.809 厘米。
第五等尺为魏尺，即杜夔所用调律尺，为晋前尺的一尺四分七厘，长24.185厘米。
第六等尺为晋后尺，为东晋所用，为晋前尺的一尺六分二厘，长24.532厘米。
第七等尺为北魏前尺，为晋前尺一尺二寸七厘，长25.581厘米。
第八等尺为北魏中尺，为晋前尺一尺二寸一分一厘，长27.974厘米。
第九等尺为北魏后尺，为晋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厘，长29.591厘米。即北周市尺(未用玉尺前杂用此等尺)，开皇时定为官尺。
第十等尺为东魏后尺，为晋前尺一尺五寸八毫，长34.75厘米。注1
第十一等尺为北周玉尺，与蔡邕铜龠尺同，为晋前尺一尺一五分八厘，长26.749厘米。
第十二等尺为宋氏尺，为晋前尺一尺六分四厘，长24.578厘米。此尺为刘宋时民间所用，传入齐、梁、陈以制乐律，与晋后尺及梁时俗间尺、刘曜浑天仪尺略相依近，当由民间常用增损讹替之所致。钱乐之浑天仪尺、北周铁尺、开皇尺调钟律尺及平陈后调钟律尺，都列入此等尺内。
第十三等尺为隋万宝常所造律吕水尺，为晋前尺一尺一寸八分六厘，长27.396厘米。为考较律吕所造，并未行用。
第十四等为刘曜浑天仪土圭尺，为晋前尺一尺五分，长24.255厘米。长于梁法尺 4分3厘，即所谓的杂尺。
第十五等尺为梁俗间尺，为晋前尺的一尺七分一厘，长24.74 厘米。长于梁法尺6分3厘。
《隋志>还记载了一个重要资料，即黄钟容黍之数。为牛弘等所测，所制黄钟之管俱径3分、长9寸、围9分，因尺有长短，故声有高低，容黍多少有所不同。
晋前尺容黍808，梁法尺828，梁表尺925、910、1120，汉官尺939，宋氏尺1200、1047，北魏前尺1115，北周玉尺1267，北魏中尺1555，北魏后尺1819，东魏尺2869，万宝常水尺1320。
晋前尺即新莽尺，长23．1厘米，短于黍尺所制黄钟，且内径又小(只3分)，故容黍数少于1200粒，由此再次说明新莽时的黄钟管决非古黄钟管，所以“据律调声，必致高急”。其余各尺或短或长，容黍也都不足或超过1200之数。只有宋氏尺，即北周铁尺，长度近于黍尺，故容黍合于1200，实之不动而满(还剩10余，原因是内径3分。小于黄钟律应有的3分几厘的口径；另一不足1200粒者系黍粒较大之故)。由此可见，除晋前尺、梁法尺一度抬头外，调律之尺，如杜夔尺、宋氏尺，其长度都在24厘米以上，与横黍尺长度(24.63厘米)极为接近，也合于<汉志>所说一龠容黍1200的要求。新莽尺调律、制黄钟管实不可奉为臬圭。
15等尺都是根据当时所存实物来编列的，按照罗氏《传世历代古尺图录》与《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以下简称<图集>)所记，还有20余种尺子的实物可见或资料可稽，可同十五等尺互相参证：
(1)东汉末·三国骨尺(辽宁)23.8厘米；(2)三国·魏骨尺 (甘肃)23.8厘米；(3)三国·魏骨尺(甘肃)23.8厘米；(4)魏正始弩机尺24．255厘米；(5)三国吴银乳钉竹尺(江西)24.2厘米；(6)三国·吴铜尺(江西)23.5厘米；(7)西晋牙尺(北京)24.2厘米；(8)西晋铜尺(洛阳)24.47厘米；(9)西晋骨尺(洛阳)24.3厘米；(10)西晋木尺(江西)25.5厘米；(11)后凉骨尺(敦煌)24.2厘米；(12)后凉骨尺(敦煌)24.2厘米；(13)北凉木尺(新疆)24.5厘米；(14)宋骨尺(中国历史博物馆) 24.7厘米；(15)宋残骨尺(陕西)24.7厘米；(16)梁镂花铜尺 (罗氏)24.75厘米；(17)梁鎏金雕花铜矩尺(日本嘉内氏)24.9厘米；(18)梁铜尺(中国历史博物馆)24.95厘米；(19)南朝铜尺(中国历史博物馆)25厘米；(20)南朝鎏金铜尺(中国历史博物馆)25.2厘米；(21)北魏铜尺(中国历史博物馆)30.9厘米；(22)隋一唐初人物花卉铜尺(故宫)29.69厘米。
上列(1)、(2)、(3)、 (6)这四种尺子与东汉尺长接近，当是杜夔定尺以前行用之尺。自魏弩机尺起，尺子即长于东汉。西晋时荀勖虽叫了一阵，但在他较尺以后若干年的墓葬中所出的尺子(七八种尺)其长仍在24厘米以上，24.2厘米，其实即杜夔尺子长度。以后历晋、凉以至南朝，现存尺子都是只比杜夔尺略有加长，宋氏尺子可为其代表，(14)、(15)两种尺即其实物之证。梁时的铜尺(16)、(17)、(18)三种，则可视尺现存的梁俗间尺的实物。与24厘米余的横黍尺有历史渊源的尺子已占上风，23.1厘米的尺子早已不时兴了。第(21)种北魏铜尺比文献所记北魏后尺略长。第(22)种尺相当于开皇官尺之长，由这些实物也可见北朝尺度加长之剧于南朝。
注1：元匡“累黍用半周之广为尺”，依照黄钟生度量衡的学说，其意是以横黍尺的9寸，即黄钟之长为径，求其圆周，取半，所得之长为尺。如以黍尺长24.578厘米——按宋氏尺计，圆周率为3.1416，则黄钟长22.12厘米，圆周为69.49厘米，半周为34.746厘米，尺长与<隋志>之第十等尺，所记正合。

三、魏晋南北朝量器与衡器的实物验证

量制和衡制在魏晋南北朝也可直接或间接地以实物验证，来补史籍所记之过于简略。
先以量制而言，曹魏时量器稍见加大。刘徽曾以当时所存的实物进行过验证。他在注《九章商功》中云：“当今大司农斛圆径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积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以今圆周率计之，魏斛实为1442.014立方寸，一升为14.42014立方寸，如魏尺按24．185厘米(杜夔尺)算，魏升(204毫升)已略大于新莽之升。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东汉末的铜斛，容20400毫升和20500毫升，魏斛或即承此而来。西晋平吴后量器扩大加快。现存的太康三年造的铜釜(故宫藏)，为“一斗”量，实测容积2526毫升，折算每升容252.6毫升，比魏升加大了近24％，比新莽升加大了28％。
北朝量器更大于南方，史言魏齐之升两倍于古(约合400毫升)，即和尺之加长有关：按照周礼嘉量的制作规格，如尺长为29.591厘米(北魏后尺)，则每升容量为15.708立方寸乘以寸长2.9591的三次方，等于407毫升。现据北朝出土量器其形似一个铜罐，实测容水395毫升(故宫藏)，确实近于新莽升量的2倍。而现存的北朝的晋寿铜釜自铭“容一升”，实测容水535毫升，则为新莽升的2.7倍。这个釜已向着隋量为古之3倍靠近了。隋大业时仍复古斗，日本存有‘‘隋大业合”一件，实测容水19.91毫升，司视为物证。
衡制的加重在南方快于量制的加大。现存三国时蜀汉的景耀铜弩机，重1475克，自铭“重三斤十二两”，折算每斤合393.3克。西晋太康四年尚方造铜升，自铭“重四两十二铢”，实测重97.6克，每斤合347.6克。可见和新莽时的斤重相比，已增重至1.7倍余或1.5倍余。南齐斤重比古称(莽制)增加一半，和太康时的斤重水平相近，可能即沿自西晋而来。
北方衡重增加甚于南方，如以新莽之秤加倍，则魏齐斤重应达453.3克。现存的北魏铁权有515.5和593克的，其斤重更已超过了古之2倍。隋开皇时“斗秤于古三而为一”(古指新莽之制)，即一斤之重为226.66克乘3，等于680克。现存隋时的铁权(河北易县出土)重693.1克，约为新莽时一斤重的3位，当为隋一斤之权重。(《图集》156页)
量制、衡制中另外还有一种小制，用于称量药材者，汉代已有。魏晋南北朝时仍用这种小的、斤重只为当时市秤1／10的药秤称药。因为已如上述，汉时药秤的有关史料即来自南梁时的陶宏景：“分剂之法，古与今异。古无分之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陶宏景：《名医别录》)南朝医家处方中所用的和称药时药秤所示的一两(为24铢)只及当时称其他东西的秤上的一两(24铢，为2400粒黍之重)重量的1／10(药秤24铢实含240黍之粒)。近世发现的敦煌石室藏本残卷<本草经集注>其作者就是陶宏景，卷中亦达有“今则以十黍为一铢”等语。“今”是南朝之时；“十黍为一铢”，其一两为11.5625克，只为百黍为铢的汉市秤的1／10两重。但是，汉代以容量计的各种药味(如白芷、门冬、川芎、黄芩、蜀椒等)所用的小药量——药升，陶氏又明确指出“今人分药多不复用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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