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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的度量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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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的度量衡
——《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第七章
吴慧
一、宋代度量衡制度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政权建立之初，曾下大决心整顿五代以来紊乱的度量衡。宋太祖践位，即“诏有司精考古式，作为嘉量，以颁天下。凡四方斗斛不中用者皆去之”。所谓古式即唐时之制。在新统一的地区，立即颁度量于其境，伪政权和俗间所用的尺度超过法制者一律作废。一再明令禁止民间私造度量衡器。太宗淳化年问“详定称法，著为通规”，以革除轻重无准，“锤钩为奸，害及黎庶"之弊。以后凡遇改换年号，即以新的年号在器上印而识之(有方印、长印、八面印>，以“明制度而防伪滥”。
宋通用尺度，承唐之大制，而微有增长。量器比唐大制加大一成。衡重原用唐制，后来小秤以出，市秤以至官秤都有减重的趋势。
宋初沿唐制，以太府寺为度量衡器的制作机构和行政管理机构，其颁发的尺子即称“太府寺布帛尺”，由于征收布帛之事为三司(盐铁、度支、户部)管，故又称“三司布帛尺”。熙宁变法中，太府寺制作斗称尺的任务划归文思院．官仓和市肆使用的官造标准器的生产和销售都由文思院接办，官府卖“印板”，许民自造升斗，这一时期文思院为三司所控制，度量衡的行政管理权即操于三司，“三司布帛尺”之名益通行。三司号为“计省”，故三司尺又称“省尺”。元丰改官制后。更无三司使之名，工部、户部部参与了度量衡的管理。
南宋时文思院归于工部， 工部通过文思院制作器物，颁发标准器；出售度量衡器以及有关使用禁用及赏罚的条规的组织实施，则由户部负责。北宋中叶以来，有专业部门(如铸钱司、盐茶司、发运司等)置局自制度量衡器之例。其标准各异，规格不一，造成了度量衡的不统一。各地官府也以中央所制度量衡器不能满足需要为由，各自设坊制造，广为出售，从中牟利，或改变规格克剥民户，这就越发加剧了度量衡的紊乱。宋初前期度量衡比较统一稳定的局面已被突破。到南宋初不得不再颁度量权衡于诸路，禁私造者。
两宋度量衡制度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新的发展变化。一是随着当时金银出纳之风渐盛，以权衡来计量的方法益趋精细，计量单位要求尽量地小。景德年间，刘承珪创造了精密的戥秤(即戥子、等子)。于两、钱之下又定有分、厘、毫等单位(分厘毫由度尺而来)，都以十进，可算到厘毫，后来终至取代了唐代的两，铢、累、黍非十进单位，计量不但精确，而且方便。后世在称量金银、药品等物时所用的等子即始自北宋。二是随着量器比古时大了三倍多，原圆柱形的容器上口大，容量大，使用不准、不便，南宋末贾似道当政时，改为上口小，下底大的方形之斛，容五斗，十斗改称一石，即一石为两斛。这种式样的斛口狭底广，出入之间盈亏不甚相远，且口狭易于用概，可以祛弊。容五斗之一斛容积适与汉时一大石(斛)的容积相当。
宋代征税交易所用之尺为大尺。与唐大尺比变化有限，于此同时也有小尺，用于调律，称乐尺。五代时王朴把唐时调律尺减短，宋初用之定历，“雅乐声高”，这就有重有考定之必要。北宋政府设“详定”“修制”二局专司其事，但众说纷纭，来回变了好几次。最先是太常寺和岘针对王朴之失，以影表、铜臬和羊头山秬黍累尺制律(尺长二四·四八六厘米)，声律降低，“自此雅音和畅"。仁宗景祐时阮逸、胡瑗奏请横累百黍为律尺，略同于和岘之尺(二四·五一厘米)，由于比新莽尺长出六分多，故所造龠斗也大于莽制。阮胡的律管长为黍尺之九寸，空径三分四厘六毫，恰容秬黍一千二百，合乎黄钟古法，然而许多人却抱住“先儒”黄钟律管长九寸、空径三分之成说不放。空径缩小，如何能容一千二百黍，于是就在加长尺度上想办法。如邓保信主张用北魏公孙崇的纵累百黍为尺之法，但因所用者是圆黍，故尺偏短，只为28.378厘米；李照则主张用太府寺尺来调律，该尺亦属纵尺，应长30厘米许(横黍尺为纵黍尺的0.81)，纵黍尺调声大率低二律，“其龠、合、升、斗深阔，推以祘法，类皆差舛”(邓尺所制，一龠容1730黍，远多于1200粒之数)。仁宗命丁度、高若讷等对不同意见进行裁决。丁度等人自己也承认音律“非素所习”，而只相信新莽之制和以“法钱”验尺度之法，特别强调“岁有丰俭，地有硗肥”、黍有长圆大小，累黍之法不可靠。这一态度影响了仁宗，“诏悉罢之”。皇祐时高若讷“卒用汉货泉度尺寸”，即以新莽之制为造律尺的标准。北宋律尺长短之争不外乎是北魏律尺之争的历史重演，只是愈争愈倒退，比较合理的胡瑗律尺反而定不下来，真是：计费千万，迁延岁月，空论不绝，无补于实。(以上见《宋史.律历志》)
北宋末徽宗自称道君皇帝，他任蔡京，信方士。崇宁时魏汉津乘机进“声为律，身为度”之妄说，以徽宗指三节为三寸，而定尺度，作什么《大晟乐》，其尺称“大晟乐尺”，长29·94厘米，即以定律，这种“大戾于古”的乐尺，虽强制颁行天下，也缺乏生命力。后世(如明代)只在祭祀的场合，道士掌乐有用这个大晟乐的；北宋末造这班好作道场的君臣，即其始作俑者。
二、宋代的尺制和亩制
宋代的尺共有二十一等。宋太府寺从唐太府旧传之尺，即太府寺尺或三司布帛尺为第一等尺，比新莽尺一．三五尺。五代王朴律尺传入北宋者为第二等尺，比新莽尺一·0二尺。和岘重造的新尺(景表石尺)为第三等尺，比新莽尺一·O六尺。阮逸、胡瑗的横黍尺为第四等尺，比新莽尺一．0六一一尺(比太府尺七寸八分六厘)。邓保信的纵黍尺为第五等尺，此新莽尺一·二八五尺。皇祐中高若讷以《隋书》十五等尺重制，上于太府寺，为宋第六等至第二十等尺。徽宋时大晟尺为第二十一等尺，比新莽尺一·二九六尺。以上二十一等尺仅第一等尺为宋代常用的尺度，其余都是考校钟律时或归纳史籍时所上的尺度，不见于施用。
史籍中论及宋第一等尺有三方面的材料：一是宋蔡元定《律吕新书》中说：“太府布帛尺比晋前尺一尺三寸五分”；王应麟((玉海)中所记亦同，说：太府寺尺比王朴律尺长三寸三分强，王朴尺比晋前尺长二分一厘。由是太府寺尺之长为三一·一九厘米。二是宋人《家礼》的《木主全式》图上附有“周尺”和三司布帛尺的比较图，图上有记说：“周尺当三司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三司布帛尺即是省尺，又名京尺，当周尺一尺三寸四分”。赵与时《宾退录》所记同。依此，三司布帛尺长约三一厘米，和太府尺为一事。三是沈括在《梦溪笔谈·卷三辨证一》中说。“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强”。即新莽尺与宋尺之比为一八·四五比二五·三，依此以求宋尺，长为三一·六八厘米，数值略大。
宋尺的实物，已发现的主要有这几种：武汉出土的木尺，三一·二厘米；南京出土的木尺，三一．四厘米；巨鹿故城出土的木矩尺三0·九厘米，又木尺一、木矩尺一各长三二．九厘米(王国维说“制作粗觕，非制度异也。”)；江陵凤凰山出土的木尺，‘三0．八厘米，苏州横塘出土的浮雏五子花卉木尺，三一.七厘米；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鎏金铜尺，三二.七四厘米，镂花铜尺及另一铜尺三一.六厘米；原藏孔府的铜尺，三一．四厘来，另有碧玉尺一支(南京大学藏)长二八.0九厘米，和邓保信乐尺相符，与太府尺无关。
由文献和实物来看，太府尺长在三一厘米余，三一·二可视为标准长度，宋尺虽承唐旧制，而实比唐大尺伸长了一厘米多。
宋尺于太府尺或三司布帛尺外尚有地方性的尺子，最有名的是浙尺与淮尺。赵与时《宾退录》中说：“周尺当布帛尺七寸五分弱，于今浙尺为八寸四分。”依此比例推算，布帛尺一尺当浙尺一尺一寸三分弱，浙尺一尺合二七·五厘米(历博藏清金殿扬仿古浙尺长二六．九五厘米)。程大昌《演繁露》中说：“今官尺四十八尺，准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即淮尺为三司布帛尺的一．二倍，其长应为三七·四四厘米。可见三司布帛尺之长决不能与浙尺之长相混，而浙尺与淮尺亦决非分别出于唐之小尺与大尺。浙尺淮尺之外尚有闽尺。福州南宋墓中出土的黑漆雕花木尺长二八．三厘米，泉州湾南宋沉船内的竹尺，一尺合二七厘米，都较短，当是地方性用尺。
宋代小尺已单纯用于调律。度田也使用大尺，而不再用小尺。在几经战乱，重新扶植自耕农之际，土地都按官尺(大尺)重新作了丈量、登记。一步仍为五尺，一亩仍包括二百四十步，但大尺长度增加，故亩积扩大。一宋亩为：
(31.2×5)平方×240=584.06(平方米)，约合市制0.876亩。
宋每亩之税远重于唐代，和亩积扩大也有一定的关系。从宋代起度田之尺长达三一厘米多，从而亩积扩大很多，这是一个变化。
从宋代起，在实际生活和官方文书中真正地一律以二百四十步为计亩的标准，百步为亩的小亩的概念已告消失。因为均田制废除后已无计口授田之说，古者一夫百亩(百步为亩)的习惯性的老概念已无沿袭之必要了。这又是一个变化。
三、量制与量器
唐代官石已三倍于古，“宋时官斗视唐又大”，究竟大多小，未见实器，只能根据前人记载推算。
阮逸、胡瑗在累横黍为尺(二四·五一厘米)时也复制过“黍斗”“黍升"。他们发现新制黍斗的二斗八升五合(按：原文为九升，数字有误，今校改)，等于太府寺官斗一斗的容积。按《周礼》鬴的制作规格，黍斗容积大致为：157.08立方寸×2.451厘米之三次方=157.08×14.724毫升=2312.8毫升，以其二·八五倍计之，太府寺官斗一斗容积大约是6600毫升(弱)。
仁宗嘉祐中刘敞于长安得汉谷口铜甬二件，铭文皆注明“容十斗"，刘敞用宋代量器检测，发现仅“容三斗，即宋斛容积为汉斛的三·三三倍。两汉一升容积按200毫升计(上林共府铜升)，由此计算，宋一升约为666毫升，一斗为6666毫升。
神宗熙宁时沈括“考乐律，……求秦汉以前度量斗升，计六斗当今一斗七升九合”，即宋升斗为秦汉以前的三·三五二倍。以战国量器每升容200毫升计，则宋升为670毫升。沈氏又说：“汉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九升 (亦见《梦溪笔谈》，原文七升，数字和前引材料矛盾太大，今校改)，宋斗为汉斗的三·四倍，可能所据汉斗容积较小所致。如按东汉建武大司农铜斛(容19600毫升)的三·四倍计算，宋十斗之斛容积应为66640毫升。
以上各项推算都有其不确定性，最好了解宋代量器制作的形制，然后加以计算。幸而《宋史·律历志》上正好保存了一条宝贵的史料可资应用。仁宗时范镇上书论斛法一段中提到新莽嘉量“方尺圆其外，庣旁九厘五毫，冪(圆面积)百六十二寸(方寸)、深尺、容一斛“时说：“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依此，宋代斛法(此时尚为圆柱形)是一·六二尺乘一·六二方尺等于二·六二四四立方尺。宋初当和唐时斛法使用同样的尺度，即沿用唐大尺增讹前的尺值-29.3厘米，29.3厘米的三次方为25153.8毫升，再乘以斛法的比例二·六二四四，答数为66013.52毫升。这是直接由“斛法"计算出来 的一斛(十斗)确切的容积，当比各种推算更说得过去。因此宋一升还是定为660毫升为宜。在上列各数中只有阮逸、胡瑗复制古升之法所求得者才最接近实际。
由于斛、斗的径、深稍为加大，容积就扩充很多，而不易看出破绽，所以宋代后期，尤其是在南宋，当中央政府对度量衡管理控制能力削弱，而从官到私剥削加重的时候，量器就出现急剧加大的趋势，而且各地各自为政，情况十分混乱。量器扩大最初由税的“加耗”而来，后来更为非法多收而使用任意制作的大量器，由加一、加二、加三、加四、加五、加六、加七、加八、加九，一直到加倍，无所不有；盐场交盐也用加大三五成的盐斛；城镇民用的市斛同样有不同程度的加大，有的更为官民所并用。北朝时的“大斗”比之南宋已大为不如。与大斗进相反的是小斗出，在此同时亦非常严重。嘉定时温州一带发放军粮多用“六合升”；建宁一带地主向社仓捐米以五六升为斗。不过总的看来还是升斗加大为多。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后，在后世(元、明)就逐渐被人认同，而变成合法的官量了。宋代的加斛加斗正处于量制大变动的又一个历史转折关头。
三、衡器与斤重
宋代衡制最大的改革应推前面己提到的刘承珪创制的二称法。据《宋史·律历志》所记，刘承珪共制作了两种不等臂戥秤，一是一钱半的秤，二是一两的秤。两秤构造如下表：
初毫(第一纽)
中毫(第二纽)
末毫(第三纽)称量
杆长
杆重
锤重
盘重
起量
分量
末量
起量
分量
末量
起量
分量
末量
一钱半
1.2尺 1钱
6分
5分
0.5钱
1厘 1.5钱
0
1厘
1钱
0
1厘
0.5钱
一两
1.4尺 1.5钱
6钱
4钱
0
5絫
24铢
0
2絫
12铢
0
1絫
6铢
(1两)
(5钱)
第一种秤是以淳化钱实重二铢四絫为一钱者(扩而大之，以二千四枚钱“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即十五斤之称)，这里的斤、两、钱由宋钱之重转过来，是宋代现行的斤两，所以其秤可称为“大秤”。第二种秤“以积黍为准”，“黍以二千四百枚为一两，絫以二百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这里的两、铢、絫是古时黍秤的重量，与钱重二铢四絫的铢絫不同：钱重二铢四絫所含的克数(四·二五克)实为黍秤二铢四絫的克数(一·五六一五克)的二·七二倍，所以这种秤应是“小秤”。刘氏新秤式样留于官中，用以校勘旧制标准权衡(太府寺旧秤)的准确性。第二种秤由于两、铢非十进位，使用不便，后来就统一用两钱分厘毫之第一种秤，称药也终于使用此称(小等子)，药方上剂量也就以钱、分计了。
宋代之秤一斤重多少?刘承珪之秤明言以淳化钱一枚为一钱之重。按《玉海》一再记载：御书淳化钱“令与开元通宝钱轻重等，付有司以为定制。(《玉海》卷八、律历。淳化权衡新式、景德权衡新式))“永平监用开元通宝钱法，肉好精妙”。(卷一八○钱币.开宝钱监)这就可以断定宋代的斤两之重是承袭唐制，在初年并无改易。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的北宋初年的宋元通宝、淳化元宝、至道元宝二十六枚的重量平均计算，每枚为四·二四五克，约言之为四·二五克，确与唐开元通宝等重，由此宋初官秤一斤之重为680克，确与唐代相等。而且从宋开始法钱一枚之重即称为一钱了。
在观存的文献中也不乏支持宋斤重680克的史料。
据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一中所说；刘敞(原父)所藏的那个汉时谷口铜甬“重四十斤”，“原父以今权校之，重十五斤”。(南宋张采臣亦采入《珊瑚钩诗话》中)也就是宋一斤相当于汉代的2.67倍。两汉一斤之重的实物大抵在250克左右，以武库一斤铜权而言，其重为252克，如宋一斤以680克计，则斤重为汉之2.7倍，与刘敞所测的比例十分接近。
元祐时吕大临在《考古图》中收集了几个比较可靠的古器的今古权衡比对衡比对结果：一、秦二世时的斤权。当宋秤六两，宋斤当秦斤的2.67倍。二、好畤供厨鼎，铭刻“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宋一斤相当于汉的2.69倍。三、宣帝五凤四年造的车宫承烛铜盘，铭重三斤八两，实测为宋秤一斤五两，宋秤为汉秤的2.67倍。。如以宋一斤为680克，按比例倒推，秦汉一斤之重为254.7克(2.67倍)与252.79克(2.69倍)。按秦汉时铜权实物，其一斤之重确有252克以至258克的，因此这些材料可用。即使按秦汉标准斤重250克计，宋秤与之的比例也无非是二·七二倍；但如把宋秤斤量算小，比例就会缩小，而和吕氏推算结果就碰不拢了。
有的学者提出新论，主张把宋一斤之重定为640克或更低些，说是有出土的实物可以作证。按：近年发表的宋权实物主要有这三件。一是湖南湘潭出土的“嘉祐百斤铜则”’，制作讲究，系标准权式，实重64000克，1斤合640克。二是浙江瑞安出土的“永丰熙宁百斤铜砣”，由当时的池州永丰监铸造，实重625000克，一斤合625克。(见《图集》157、158页)。三是山西垣曲发现的元祐七年“垣曲县店下样’’，系大型标准石权，实重140公斤，无铭重。(《文物》一九八六年一期及一九八七年七期)。是民用样权，供运盐途中比对秤盘之用。北宋运解池盐一大席重二二○斤(宋斤)，自安邑经含口到垣曲可报损耗二斤，如称量对比其重为二一八斤，即表明合于标准，并无偷取之事发生，这个样权就是称量一大席解盐用的(去损耗两斤)：140公斤乘千克除以218斤，等于每斤642.2克。三件实物有两个特点：一、不是太府寺、文思院的官秤，而是专业部门特制的、或由民间依样仿制的秤，有的更明确是称盐专用的；二、不是北宋初期的实器，而是中期的产物，并且时间越晚，权重也越轻。宋代扩大商品专卖，盐茶是最主要的专卖商品，官府是最大的卖主，小秤出，正可从中多占便宜，以一斤言，由宋初的680克，减至嘉祐时的铜则斤重640克，轻了近百分之六。熙宁铜砣斤重比宋初减轻百分之九还多，这里面既有时间差，也可能还有部门的差异(铜砣自钱库取样，由钱监铸造)。北宋后期秤权的减
轻并非特有的现象。唐后期(大历时)长安二市所用之秤权比唐初减轻百分之八·四，每斤之重不过623克，宋代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但正像不能以唐后期权重的减轻来否定唐初
一斤重680克，对于宋代也不能无视其初年斤重同于唐初，而把有宋一代的斤重都定为640克，或把不同时间的斤重如640克丛625克拿来平均，那样做是抹煞了宋代衡前后阶段上的变化。
其实宋代衡制的变化还并不限于专业部门、限于专卖商品秤重的减轻。随着时间推移，通过连锁的反应，权衡减轻现象更进一步扩散到别的方面。这从银铤每两所含克数的变化上可以看出。唐代银铤每两合四二．五克，宋代银锭、银铤明显减重。北宋末银铤每两在四十克多一点或四十克，即每斤合640克多一点或640克的居于多数。说明在一般商品的买卖和银钱收付中也正通用着64 0克的秤。到南宋初连广州经总制起发的银锭也降为三九克(绍兴二十六年)，即每斤为624克，可见熙宁永丰监铜砣那样的斤重(625克)，此时已通行于财政解库之中，当然更用于其他场合，尤其应用于支出场合。再后来银铤每两的克数更减少到三八克左右。南宋末叶(理宗时)解库的银锭上标明“系市秤伍拾两重”、“贰拾伍两”，实秤只一．八七五千克、九三七·五克，即市秤一两平均只合三七·五克，市秤一斤为600克。这种市秤被用于官府的财政结算上面，具有公然的合法性。收入用如此减重的秤，支出更是小秤以出。联系宋以后的历史来看，这一情况很值得注意：即宋时减轻了的市秤竟成为后来朝代合法的官秤，明清官称一斤之重接近六百克，不正是从宋代市秤一一斤之重演变过来的吗?
自宋初官秤斤重的680克，到北宋中叶的640克，到南宋初期的625克(北宋熙宁时的六二五克似仅用于钱物付出时的秤量，因宋徽宗大观政和时银铤的收入—进奉、缴库，尚用斤重640克之秤)，再到南宋末叶的六百克，历史的发展过程，脉胳应该说是很清楚的。
四、元代的度量衡
辽代度量衡制度史书缺乏记载，现有的辽代高德宫铜量器未记容量，难以推算单位量值。金代现存陕西出土的两批银铤，第一批(二十六笏)每斤平均重639.04克，第二批(三笏)重634.32克。北京出土的大定五年(1165年)所造的一百两铜砝码折合每斤634克(《图集》160页)。这个数值相当接近于北宋末年银铤每斤重量640克，可能是金占领宋的北方后仍沿用北宋末年的衡制。
元代材料稍多，量制有文字可推算，衡制有实物可稽考，唯尺度失载，难以断定到底是承宋时旧制，还是比宋尺为大(郎瑛《七修类稿》云：“元尺传闻至大，志无考焉”)。
元代度量衡器由官制，一般掌握在路一级，中央只向各路颁发标准器。元初几次明令禁止私造。承袭宋时器上刻年号，改元重刻的作法，多数并刻有编号。对度量衡有问题者，处罚较严。在度量衡中注重了便利民族之间、中外之间的经济交往，有的铜权上专门铸有各少数民族文字和波斯文。但后来由于官吏贪污舞弊，大进小出，度量衡的混乱现象又日趋严重。
元代的量器比宋时加大，在形制上用宋文思院小口斛，使“出入官粮无所容隐。《元史》说元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可见元灭南宋前(至元二十年，1283年)通行于金地的量器是大于南宋地区的官斛，元无非是沿用金制，其一石相当于一一·四三宋石(十比七)。又据《元典章》所记，大德元年(1297年)，江浙一带征收秋粮，原宋一石尚不足元石七斗，而仅为其六·六六斗。到元晚期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收粮仍是“每一斗五升准今一斗”。如以元石为米石的一.五倍计，则元时一升容积应为0.九九公升。其实加五的斗不止存在于金占领区(由此宋而来)，南宋东南地区很多也实行这种加五之斛，如以加斛对比，则元石比之南宋并没有什么加大。由此可见因加重剥削的加斛实是元石扩大的根源。元石基本上同于今日市石，历元而明清，量器之大小已见稳定化。
元代租税重用量衡，少用尺度。尤其是户税征收丝料，用衡器更多，故出土的秤权也就不少(有三十多件)。根据其中标明权重和最大秤量，并有实测重量，并可由此计算每斤克数的五枚铜制元权(都由大都路造)来分析，元代的衡器是比较乱的。
如：元贞元年(1295年)大都路造的三十五斤秤，标重为斤半的铜锤，实测重量折合每斤为585.6克。大德三年(1299年)造的二十五斤秤，其十四两铜锤，实测重量折每斤为832克。大德七年(1303年)造的二十五斤秤，其一斤锤，实测重775克。大德七年造的三十五斤秤，其斤半锤，实测折一斤重588.7克。大德八年(1304年)造的五十五斤秤，其二斤锤，实测折一斤重637.5克。这些铜权铸造于同一地区(大都路)，年代相近，差异如此之大，除了大秤进。小秤出，秤头上坑人以外，很难作其他解释。
要论衡制的单位量值，比较正确的还是表现在管理较严的银铤上面。据有标重的出土元代银铤计算，其每斤实测可如下列(单位：克)：
江苏句容出土的伍拾两银鋌，重1896，折合每斤606.72；
天津武清的伍拾两银铤二枚，重2005和1974，折每斤641.6和631.6；
天津武清的肆拾玖两九钱银铤，重2008，折每斤643.85；
天津武清的肆拾玖两叁钱银铤，重2008，折每斤649.7；
天津武清的肆拾玖两银铤，重1970，折每斤643.3；
河北平泉的伍抬两叁分银铤，重2000，折每斤638.68；
河北怀来的肆拾玖两玖分又一分银铤，重2000，折每斤641.02；
内蒙古科右中旗的肆拾玖两陆钱银铤，重1973，折每斤634.4；
内蒙古科右中旗的肆拾玖侧伍钱银铤，重1986，折每斤640.6；
内蒙古科右中旗的伍拾两银铤，重1962，折每斤628.8。
以上银锭的每斤克数显然表现得比较集中、规整。大体上有它的地区性：。南方一斤约为600克，可能是承南宋的市斤而来，北方一斤约为64O克，是北宋末情况有这两个档次，所以在大都路铸造的铜权中有一个就接近于600克；另一个则接近字于640克，重的用于收进财物，轻的是付出时使用的。减轻砣重，缺斤少两，是自古以来作弊者的一贯手法。而其中的每斤重600克左右，上接南宋，下开明清，在元代正是权重下降而至稳定化的一个转形阶段。
元代还有一事．值得指出，即不等臂的杆秤有很大的改进。北魏属早期的杆秤，其支点两侧的杆长差别不大，约为一比二.五，其最大称量不比秤砣大多少，与现代杆秤相去甚远。元代的秤，其砣重比最大称量的比值，由上列五例计算，分别为百分之四.二九、三.五、四、四.二九、三.六四，与现代规定的百斤以下的杆称的比率百分之五相去不远。可见元代的杆秤已达到定型阶段，和现代的提系杆称形态大体相同，它已将宋代新秤(刘永珪秤) 广泛应用到社会生活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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