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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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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2008-10-27 15:50

康熙等清朝统治者应为中国科学落后负责

再来看阎教授把中国科技在清朝的落后以及与西方科技交流的中断，说成是"仅有康熙皇帝与个别大臣对科学感兴趣的情况下，改进科研制度的社会条件根本不具备。"，这符合事实么？
我认为是不符合的，首先一点可以明确，从明末到清初，中国科学的发展是呈现倒退的局面，如果说这和社会条件有关，那也是康熙统治下的社会条件有关。
席泽宗院士说"顺治和康熙年间，这两位皇帝在位共79年(1644一1661，1662-1722)。拿这79年与明末的72年[万历元年至崇祯末年(1573-1644年)]相比，中国科学也是急剧走下坡，一落千丈。
"关于明末这一时期的科学，1993年陈美东先生有一篇很好的总结性文章。他说，这一时期'中国科技已然是繁花似锦，西来的科技知识，更是锦上添花'，'群星灿烂，成果辉煌'。他并且总结出当时科技发展的三个特点，其中的'重实践、重考察、重验证、重实测'和'相当注重数学化或定量化的描述，又是近代实验科学萌芽的标志．是中国传统科技走向近代的希望'在陈美东说的'繁花似锦'中，我挑出9朵花(著作)来，认为它们都是具有世界水平的……"
"然而清朝康熙，在他执政的61年间，我们找不出像徐光启这样一位全面发展的科学家，像《本草纲目》、《律学新说》等这样具有世界水平的科学著作，有人拿康熙末年(1713一1722年)组织编写的《律历渊源》100卷来和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和编译《祟帧历书》来比，而且认为'后来居上'，这个说法似乎欠妥。"
席院士说的还仅仅是本土科学发展的倒退，关于当时中西科技交流从明末到清初的倒退，可以看如下的事实。
《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四川教育出版社尚智丛著）一书有一张表格，列出了从1580到1690年，每隔十年内，出版的格物穷理之学的著作，从这张表格中可以看到明代介绍西方科技著作和翻译最多的是16世纪30年代，一共有134种书，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明朝政府组织翻译编写的，而到了满清统治时期，最多的60年代，已经只有83种了，而这里面大部分都是民间继承明朝时期遗风而进行的译著，以后总体趋势就是不断衰减。
另外在这本书的第五十页，有一张表格列举了1582年到1683年格物穷理之学的重要著述，这张表格应该说相当不全面，大量明朝时期的科学译著都没有收入，但至少能说明一些问题。原来的表格仅仅是按照学科来分类列举，我现在不妨分别按照明清两个朝代，来列举一下，看看情况如何。
一、在明朝出版的著述有：
宇宙论方面的：《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天问略》阳马诺，1615年出版；《寰宇始末》王丰肃1637年出版；《寰有诠》傅泛际和李之藻1628年出版。以上都是介绍托勒密-亚里士多德宇宙体系
历法方面：《五纬历指》罗雅谷1637年《崇祯历书》中的一部第谷.布拉赫宇宙体系
天文仪器：《表度说》熊三拔1611年；《远镜说》汤若望1626年。上面是托勒密、第谷.布拉赫、伽里略传统
地球知识：《乾坤体义》利马窦，1614年出版
地理知识：《职外方纪》艾儒略1623欧洲中世纪地理知识和16-17世界航海发现的地理知识
人体生理解剖和心理学：《性学粗述》艾儒略1637年；《主制群征》汤若望1636年
几何学：《几何原本》利马窦和徐光启1613年
算术：《同文算指》利马窦和李之藻1613年介绍西方算术，笔算
测量学：《测量法义》利马窦和徐光启1607年
工程与机械：《奇器图说》邓玉函和王徵1634年介绍16-17世纪的欧洲机械和工程；《泰西水法》熊三拔和徐光启1612年
逻辑学与方法论，三段论演绎推理和辩证法：《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介绍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与辩证法
形而上学，十个范畴；四元素说：《名理探》傅泛际和李之藻1631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
二、在清朝出版的著述有：
天文仪器：《仪象志》和《仪象图》南怀仁1674年
地理知识：《坤舆全图》和《坤舆图说》南怀仁1674年
动物习性：《狮子说》利类思1675年
仅从数量的对比上来看，明朝的是17种书，而到了清朝的统治下，只有三种（或许勉强可以算五种）
从涉及的人员对比上，明朝这些科技著作，涉及12人，其中传教士7人，中国人5人；而到了满清时期，涉及的人员只有两人，而且都是西方的传教士。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汤若望在明朝的时候，著述颇多，除了这张表格内收入的外，他参与编写翻译的还有《坤舆格致》、《浑天仪说》五卷、《西洋测日历》一卷、《民历补注释惑》一卷、《大测》二卷、《星图》八幅、《恒星表》五卷、《交食历指》七卷、《测食说》二卷、《测天约说》二卷、《新法历引》一卷、《历法西传》、《主制群徵》二卷、《古今交食考》一卷、《学历小辩》一卷、《恒星出没》、《交食表》等等，其中涉及天文历法方面的，基本上都是包含在《崇祯历书》内，或者和《崇祯历书》有关。
然而而到清朝统治下，他却连一本象样的著述都没有。用《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的作者尚智丛的话说"从1644年到1663年，汤若望再没有创造性的著述"。
再有一个情况也值得说一下，在明代钦天监这个职位一直是中国人担任的，明末崇祯时期，即使是引入西方历法，主要负责者也是中国人，先是徐光启，徐光启之后是李天经，这两人本身就是具备深厚的科学功底，其综合水平还在西方传教士之上。并且他们在自己负责的同时，底下还有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跟随他们工作，一起学习引进的西方科技。
一件事情也能说明问题，引用江晓原教授的话说"
在'言历四家'辩论的热潮中，有'钦天监在局习学官生'周胤等十人联名发表一篇与魏文魁论战的文章，其中谈到他们自己如何逐步被'西法'折服的过程：'
向者己已之岁(即1629年--引者案)，部议兼用西法，余辈亦心疑之。迨成书数百万言，读之井井，各有条理，然犹疑信半也。久之，与测日食者一、月食者再，见其方位时刻分秒无不吻合，乃始中心折服。……语语皆真诠，事事有实证，即使尽起古之作者共聚一堂，度无以难也。'"[1]
而在满清统治下的，150多年的时间里"钦天监"实际负责人全部由西方传教士担任。并非是汉人当中没有这样的人才，而是有了人才，清廷也根本不能用，当然更谈不上去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席泽宗院士说"康熙于1669年4月1日任命比利时人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1623一1688)为钦天监监副，南怀仁敬谢不就，改为治理历法，待遇同监副，是业务上的最高负责人，监正为满族官员。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1826年葡萄牙人高守谦(VervissimoMonteirodaSerra)因病回国，钦天监才不用欧洲传教士主事。不可否认，这些人也都或多或少地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但是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天文学家。有专业背景的神职人员和有宗教信仰的职业科学家还是有区别的。"
"难道在150多年中，中国自己就找不到一位天文台长?就在康熙初年，中国就有两位天文学家，号称"南王北薛"。王是江苏人王锡阐(1628一1682年)，北是山东人薛凤祚(1600-1680年)，他们精通数学、天文，学贯中西。尤其是王锡阐，在美国吉利斯皮(G．G．Gillispe)主编的《科学家传记辞典》中，还请席文(N．Sivin)先生为他写了一篇长达10页的传记。而在这部书中，中国科学家被列传的仅有9人。对于近在身边，年仅40多岁的这位杰出青年科学家，康熙根本不予理睬，这怎么能算是尊重人才。如果说，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王锡阐不能用，为什么薛风祚也不能用。事实上，康熙对汉人一直不放心，后来对梅文鼎也只是表面上礼遇而已"
当然这里应该说句公道话，清初一些最优秀杰出的中国科学家，很多是有强烈民族气节，对清朝统治不满，以明朝遗民自居，坚决不愿出仕清朝，这其中包括了王锡阐。就算康熙想用，他也绝对不可能为清廷效力的。《明末清初的格物穷理之学》一书中对他有详细介绍，此外谢国桢先生的《明末清初的学风》一书中《顾炎武与惊隐诗社》一文对他也有简略介绍。1644年，得知崇祯死讯，满清入京的消息，王锡阐"自缢，投河，绝食，三度以死殉国"，但没有死成，明亡以后，基本上一生都是在痛苦愤懑中度过。他参与其中的这个惊隐诗社，本身就是带有一定的反清成分。其创始人吴振远、吴宗潜本身就参加过太湖抗清义师。诗社成员潘怪章，吴炎也死于庄氏史狱。王锡阐也是顾炎武最好的朋友，顾炎武评价他说"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锡阐"[2]。象王锡阐这样的人能够侥幸逃过清廷屠刀，就已经是命大了，至于说到用他，那似乎是两不相干。
其实清初的时候，李天经也还健在，并且他本来就是崇祯朝的在职官员，如果能被清朝用的话，也就是顺延用下去了，但实际上，1644年满清入京，李天经作为徐光启的接班人，不愿为清政权效力，毅然弃官回家。
但话说回来，清朝统治下，中国本土科学人才的凋零，固然是一些明朝遗留的知识分子出于民族气节不愿与清廷合作，但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清朝统治者自己对汉族知识分子竭力摧残打压排挤限制的结果。
从摧残来说，明代留下到清代的一些中国自己天文历算人才还是有一些的，但康熙三年（当然这时候康熙没有亲政）历狱案中，廷议将钦天监监正汤若望，刻漏科杜如预，五官挈壶正杨弘量，历科李祖白，春官正宋可成，秋官正宋发，冬官正朱光显，中官正刘有泰等皆凌迟处死。已故刘有庆子刘必远，贾良琦子贾文郁，宋可成子宋哲，李祖白子李实，汤若望义子潘尽孝俱斩立决。最后的结果是，外国传教士汤若望被找个借口放了出来，而其他上面列出的从事西学的汉人，还是被凌迟的凌迟，斩头的斩头。徐光启和李天经在崇祯年间，精心培养的一批汉人的数学天文人才，基本被杀灭扫荡干净。
从打压排挤限制来说，包括康熙在内清朝统治者出于根深蒂固对汉人的恐惧心理排斥心理，他们宁愿在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用西方人担任钦天监负责人，因为对他们来说西方人更接近自己人。导致的结果是一般中国历局官员只知道依照现成的方法和数表推算节气、天象，而不了解作为基础的理论，徐光启苦心孤诣组织编写的"法原"，在清朝统治下，丝毫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清廷把《崇祯历书》剽窃以后，采用的也是删节本，《崇祯历书》原书几乎失传，能让现在的人看到全貌已经算是相当侥幸的事情了。徐光启所设想的不断根据科学的进步，理论的发展来修改《崇祯历书》，以便更精确，更严密，在清朝统治下，没有成为现实。
江晓原教授说"《崇祯历书》在1634年的时候，跟欧洲的天文学差距很小。但是编完之后，200多年几乎不变。后来清朝修订过几次，补充过零星的欧洲天文学知识，但是实际上我们完全脱离了欧洲天文学的进程。接着200年，我们几乎原地不动，而欧洲这200年天文学发展如火如荼。《崇祯历书》曾经有一个机会能够让我们跟国际接轨，但是因为我们对待科学的态度，最终中国仍然失去了这个机会。我们一度跟国际接轨但很快又脱轨，最终等到鸦片战争结束，西方文学第二次大举进入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几乎不认识它了，因为我们落后了它200年。
"这是历史的悲剧。徐光启当时曾谈到'力求汇通'，至少徐光启本人有这个意思。至少，到了满清灭亡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比欧洲落后两三百年，这不是徐光启生前领导历局的时候愿意看到的吧？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徐光启也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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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江晓原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2]谢国桢《顾炎武与惊隐诗社》，见《明末清初的学风》上海书店出版社，第173页
[3]江晓原2005年11月8日在"徐光启研讨会"上的演讲，可见http://shss.sjtu.edu.cn/shc/0512/xvguangq.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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