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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计量学的奠基人——吴承洛

发布时间:2020-10-09 作者:邱隆 、陈传岭 来源:中国计量杂志 浏览:211
吴承洛(1892年2月~1955年3月),字涧东,化学家、计量学家和学会工作活动家。1910年赴上海南洋中学学习,1912年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1915年留学美国,在里海大学工学院学习,以化学工程为主,理论化学为辅,兼学机械工程和工业管理。1918年于里海大学毕业后,又到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1920年他返回祖国,先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1921年后任北京工业大学教授兼化工系主任。同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校兼课。1927年,吴承洛应蔡元培之聘,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秘书,协助蔡元培训练了一批秘书干部,建立了新的公文程序,开创了新的民众教育制度。1930年,任度量衡局局长、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1932年任中央工业试验所所长,后又继任度量衡局局长,1939年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和商标局局长等。

新中国成立后,吴承洛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技术管理局度量衡处处长和发明处处长,主持建立度量衡制度、标准制度、发明专利制度和工业试验制度等,为开创和发展新中国的计量、标准化事业作出了贡献。


“一二三制”启动了“标准制”的推行
吴承洛关注度量衡单位制改革问题,是在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当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主张采用万国权度公制(简称“公制”)为我国标准制。为了顺利推行标准制,必须有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最简单比率的“市用制”作为过渡制。当时已提出10多个“提议”。工商部认为事关国家大计,应慎重商量、详细研究、博采周咨。并派吴健、吴承洛(当时在中国工程学会组织度量衡标准委员会)、寿景伟、徐善祥、刘荫茀等负责进行。吴承洛总结了清末和民国四年两次改制梗阻的原因,又搜集外国的成功经验,并对各个“提议”对照“便以民间习惯又与标准制有最简单比率”这一基本原则,分类评论,写了一万多字的论文:《中国度量衡制度标准之研究》(发表在《工程》1928年第7期)。在12个“提议”(18人参加)中有五六个“提议”,其市尺、市升、市斤对应的公制单位量比较接近。如1市尺=30或32公分(厘米),1市升=1公升,1市斤=500公分(克或1/2公斤)。而吴承洛(和徐善祥)提出的“提议”,其表述为:1市尺=1/3公尺,1市斤=1/2公斤,1市升=1公升;也可以表述为:3市尺=1公尺,2市斤=1公斤,1市升=1公升,简称:“一二三制”。这一“提议”巧妙地取“一二三”的比率,好学好记,换算简便,容易推行。故在评选中胜出。吴、徐的主导思想是不要像前几次那样搞甲制、乙制,标准制、辅制的双轨制。那样会造成换算麻烦且须配备两套器具等问题。仔细分析,“一二三制”中的市用制和万国权度公制是同属公制单位量制,只是表述形式不同而已,所以当即被政府采纳,很快形成学术界共识。“定万国公制为标准制,另以与标准制有最简单的一二三比率的为市用制”这一基本原则,经国府第七十二次委员会会议议决,推选蔡元培、纽永健、薛笃弼、王世杰、孔祥熙诸委员会同审查,并邀徐善祥、吴承洛出席,经过两次会议审查,一致同意据此“基本原则”拟具《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呈报国府。后经国府委员会会议修正,1928年(民国十七年)7月18日公布《中华民国权度标准方案》。接着,1929年2月16日公布《度量衡法》。“一二三制”的实现,使我国度量衡制顺利进入近代计量学行列。吴承洛的刻苦钻研、匠心独运,解决了多年来大家苦苦思考的难题,带来了很大的社会效益,功不可没。
    
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  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
全国度量衡局成立后,培养度量衡检定人员,是最紧迫的基础工作之一。吴承洛兼任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所长。他提出的培训度量衡检定人员的规划是:度量衡检定人员分一、二、三三个等级。一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大学及专门理工科毕业;二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高级中学毕业。一、二等级的学员由全国度量衡局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培训。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的入学学历为初级中学毕业,由各省市培训,或由中央代培。每一等级的培训学习时间都是3个月。入学和结业,都须经考试合格(每次考试过后,就把试卷登载在《度量衡同志》上,内容有:党义、国文、英语、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经济常识、社会常识、机械常识、制图原理)。学科内容,普通的有:法学通论、行政法、统计学以及公文实习等;专门的有:中国度量衡史、外国度量衡制、度量衡法规、度量衡制造法、度量衡检定法、度量衡换算法、计量学、机械学及检定、制造、换算、宣传、绘图等各项实习。教材有吴承洛自编的各种讲义。吴承洛亲自讲授《近代计量学》原理。他说:人类对自然界的一切知识,都是从“计量”得来的。然而要计量得精细准确,必须有假定(假定相当于人为设定)的标准,度量衡单位就是假定的长度、容量、重量的标准。如果没有假定的度量衡标准,人们就不能识别和区别事物的长短、轻重、多少。近代科学上所表明的各种量,都是由长度、质量、时间三个单数关系所组成的复数关系的量。基本量的单位,以及由其组成的其他各种计量单位,统称计量单位。声光电化热力的科学、天文、地理的测量值,都可以由准确的计量单位表示。而且在当时的度量衡检定中,已把汽油计、水表、电能表、温度计称之为计量器具。可见当时吴承洛已谙熟近代计量学原理,第一个把“计量”一词引入到度量衡行业中来,把我国古老的度量衡按照近代计量学的原理来规范管理。从1931年到1936年的五六年内,经过培训合格的检定人员,一等12个班计86人,二等17个班计383人,三等(由地方培训2120人,中央培训52人)计2172人,总计2641人。1936年,在全国2000余个县中,已有1500个以上的县设有度量衡检定分所,并且都配有各等级度量衡检定人员。在此国难之中,取得这样的成绩,确实很不容易。
    
组织成立度量衡学会  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
吴承洛说:“行政工作需要学术化,所以我多年来就做了行政与学术联系的工作。”他在美国留学期间(1916~1919年),就参加了“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学会”,29岁时就担任中国工程学会会长。在国内,由他发起成立的学术团体有5个,其中花精力最多的当数“中国化学会”和“中国度量衡学会”。民国政府于十八年(1929年)二月间,公布《度量衡法》,次年(1930年)1月1日为《度量衡法》施行日期。10月间全国度量衡局成立。5月22日,度量衡检定人员养成所第一期学员班开学。7月14日,中国度量衡学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70人,首推吴承洛为大会执行主席,通过了度量衡学会组织章程,选出理事会和董事会,选出会长吴承洛、总干事廖定渠、董事会主席陈儆庸。会员发展对象:度量衡局本部、养成所、度量衡制造所的管理人员、科技人员,历届培训的高、中等级的度量衡检定人员;还聘请教育、科学、工业界人士为赞助会员。据统计会员人数:1930年133人,1931年275人,1932年325人,1936年535人。吴承洛认为:“一个学术团体,精神与工作的表现,百分之九十要在刊物上努力”。从1931年起出版度量衡学会会刊,吴承洛说,我和每期培训班的学员朝夕相处,切磋应用技术。学习结业后,他们将回到各省市担任检定工作,开始和民众接近。他们都是我们“甘苦与共”的同志。把会刊的刊名就叫《度量衡同志》吧。《度量衡同志》从1931年到1945年的15年间共印发28期,开始每年4期,内迁后,1938年辗转长沙、重庆路上,无法出刊。1939~1945年,在冒着日机轰炸、邮路不通、经费无着的困境中,坚持每年出一期。1945年的一期是用毛笔誊写在石板上印刷的。尽管条件那么艰苦,《度量衡同志》仍保存了许多极为珍贵的资料。度量衡学会在吴承洛的领导下,对于新制度量衡单位制的创立和完善,制造、检定、检查规程的制定,度量衡器具设计、生产、使用技术的研究等,发挥了重要作用。1936年9月,吴承洛在中央播音电台的3万字的讲演——《新制度量衡》,就是民国兴盛时期,中国度量衡的创业史。吴承洛还提出,度量衡学会要编写《中国度量衡史》。《中国度量衡史》的编写大约始于1934年,列提纲,查资料,分编拟写,由吴承洛总成,并于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列为《中国文化丛书——第一辑》)。《中国度量衡史》是我国第一部度量衡通史专著,其最大特点是引用古籍资料齐全,条例清晰。经过整理,建立起了中国度量衡史体系。对于民国前期的度量衡改革记载尤详。该书多次再版,为研究中国度量衡史必备的参考书籍。吴承洛还创办了《工业中心》和《工业标准与度量衡》两本期刊。
    
亲自到各地调研  督促检查度量衡划一进展情况
1930年,度量衡划一推行委员会根据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把民用度量衡划一的进程,分3期完成。
    吴承洛为检查了解“度量衡划一”的情况,从1930年至1936年到各地督促检查。1929年赴南洋及日本、朝鲜考察度量衡,途经辽宁、吉林、广东。1932年赴山东、江苏、河北、北平、天津,1933年赴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1934年赴西南各省(广西、云南、广东、江苏),1935年赴长江(南京、上海、江苏)一带,1936年,由浙江至江西,经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宁夏到西北各省(甘肃、青海、陕西)共计20多个省、70多个城市。每到一省,先视察省会,次及于重要县市,凡有应行注意之点,均向当地机关当面商洽。对于派驻的检定员,吴承洛常以“做小事,成大业”勖勉,即个人来讲,愿做区区小事,但合并起来对整个国家凑成大事业。推行关于度量衡划一的成绩,简单总括为:(1)全国各省市除新疆、西康、蒙旗、西藏数省区外都已设立过度量衡检定所,其中半数附设于建设厅;(2)除新疆、西康、蒙旗、西藏数省区外,2000多名度量衡检定员都分散在全国各县市度量衡检定分所,或县市政府;(3)已设置检定员的县市大都已具领各种度量衡标准器具;(4)1936年年底全国度量衡已达到初步划一。

热爱祖国热爱科学  为开拓计量、标准化事业不懈努力
吴承洛1920年28岁带着“科学救国”的抱负,回到祖国。曾在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授兼化工系主任。为了培育人才,他认真教学,深受学生爱戴。没有合适的教科书,他就自编讲义。总希望学生多掌握化学知识,为国家发展化学工业。
在教学期间,吴承洛为了解中国工业之现状,作了许多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调查的行业有面粉业、油业、蔗糖业、酿造业、烟草业、新式茶业、棉业、棉纱业、花边业、蚕丝业、丝织业、毛织业、地毯业、麻织业、毛皮业、制革业、制纸业、水泥业、砖瓦窑业、漆业、染料业、火柴业、皂烛业、化学化妆业、药剂业、樟脑业、针钉业、造船业等,涉及生产营销技术等共约30万字。编入《今世中国实业通志》,1929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又录入清《续文献通考》(卷385、卷386实业考八、九)和《中国历代考工典》(第278卷工务部)。
1929年,吴承洛到菲律宾出席嘉年华会及华商展览会,回来后,著有《菲律宾工商业考察记》,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30年,吴承洛办度量衡学会,“联络同志,研究应用技术,共图推行度量衡新制,是为本会设立之主旨。”1930、1931、1932年,度量衡学会刚开张,三年收会员会费92元,不敷支出,吴承洛自掏腰包,“特别捐款(吴会长)”245元。借吴会长住宅开茶话会、欢迎会、联欢会是经常的事。
1932年,吴承洛任职中央工业试验所期间,日本侵略者发动“一·二八”事变,他与中共地下党员钟林,对烟幕、毒气进行研究,并制出防毒面具,为国防化学作出了贡献。
1933年,吴承洛办化学会,为了实现“联络国内外化学界同人,共图化学在中国之发展及应用”。
1934年,吴承洛发表《复兴农村(呼)声中一个重要问题——乡村建设和划一的度量衡标准》、《实行新生活与划一度量衡》、《划一度量衡与提倡国货》。
1935年,吴承洛发表《划一度量衡何以能协助生产》。
1936年,吴承洛在度量衡学会年年会上说,《度量衡法》公布后,我会会员对法定单位名称等作了深入研究,得到肯定。望我各会员,仍应本着以往的奋斗精神,埋头研究,始有良好的政策和方案贡献出来。
1937年二三月份,吴承洛在《工业标准与度量衡》(第三卷第八期、第九期)发表《划一全国度量衡之回顾与前瞻》(约4万多字)一文,全面总结了《度量衡法》施行后7年来全国初步划一的工作,提出今后达到彻底划一之方针。
1937年7月10日到16日,吴承洛主持召开“各省市度量衡检定所长、主任谈话会”。到会的25人代表17个省和7个市共24个单位。吴承洛讲话:一、今后要分批集中轮训度量衡检定员,提高科技水平;二、协助统计机关熟悉新旧度量衡单位折算,以利于开展经济调查和土地调查;三、实业部拟将本局改组为全国标准局,每一个度量衡检定员应负起调查及实施工业标准化之责任。
1937年,吴承洛为了保护南京度量衡检定所一批精密仪器,他把西行重庆的船票让给马君武同志。而自己等待仪器装箱西迁后,才乘火车辗转到达长沙。由于当时战事紧张,敌机滥炸,交通梗阻,一路饱受风波劳顿,在长沙患了场大病,从此体弱未能康复。
这期间吴承洛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主办工厂迁川事宜。仅及一载,终因体力不支,而转到技术厅就简任技正、技监等职,主要抓各个学会和标准化工作。
1940年,吴承洛发表《争取抗战胜利与划一度量衡》。
1941年,吴承洛发表《抗战建国与培养国民守法精神及与划一度量衡之关系》。
1942年,吴承洛主持召开外地(江西、湖北、安徽、四川、河南、广东、广西、福建、宁夏、江苏、湖南、青海、陕西、贵州)会员来北碚参加度政工作会议的度量衡学会会员会议。
1945年7月23日,吴承洛在经济部纪念周讲演《度量衡命名意见之分析》。
1945年7月19日,公布《度量衡名称问题议决案》。
以上两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六全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其中第四条:“工业产品应力求标准化”:(1)政府制定(公布)标准法;(2)政府设立标准局,制定和执行标准;(3)外国产品不合我国标准者不准输入;(4)使用公制,定期取消市制。据此,度量衡局主要工作是,对1928年公布的《权度标准方案》和《度量衡法》中,度量衡单位中文、译文名称、进位、大小数等,不合理、不科学的、不规范的,都要取消、修改。比如:长度之公分、公厘保留;地积之公厘改为平方公尺;重量之公厘取消,公分改为公克或克。
1944~1946年,吴承洛任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同时兼任中国工程师学会总干事和总编辑。为纪念中国工程师学会成立30周年,由他主编了《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巨著,分上编(工程)、中编(工业·事业)、下编(行政·技术:技术包括试验、检验、专利和训练等),全书共70篇,数百万言,内容翔实,总结全面。
1949年,国民党政权面临全面崩溃,当时任商标局局长的吴承洛,为了不使他主管的重要资料流失,他携带商标专利和重要图表6万余册前往香港。1950年年初,吴承洛将其由香港带回北京,使全部资料得以保存无损。
吴承洛的一生,是勤奋钻研科学的一生,是追求计量大同的一生。他以“人生工作无限,正如生命长存”自励自勉,为发展祖国的科学事业和学会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他在主编数百万言的《三十年来之中国工程》巨著时,即使对校对工作亦颇费心机,“必自行捧读一遍,周览一周,而尤恐有错误之处”,真可谓呕心沥血、极端负责。吴承洛家中放满各类书籍,经常见他日夜不停地工作。1950年,他在一份《自传》中写道:“我的嗜好只有工作,我的生命就是我的意志,在任何社会环境中,我有我的坚忍不拔的意志,这个意志就是工作。于学习中求进步,于工作中求进展,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我立志为科学技术服务,立志为祖国、为人民服务”。
1955年3月21日,吴承洛先生因患癌症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
谨以此文永志纪念!   

本文刊发于《中国计量》杂志2010年第8期
作者:邱隆  《中国计量》杂志社、陈传岭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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